天朝”在战争中惨败，但由此引起的震荡，还不如东京湾中出现的那4艘“黑船”。今天的人们对两国的差异已作了种种叙述和分析。而最直接的是，清朝在战后没有振作、没有革新，使清军将士的鲜血白流了。也因为如此，我在上面对负有责任的12名政治家一一进行清算。

日本的维新力量并非来自幕府，而是来自社会，倒幕又成为改革的前提。由于清王朝此时尚不会即刻垮台，我们不妨也看看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的反应。

一个民族战败了并不可怕，但战败引出的不是“制夷”而是“顺夷”时，就直接葬送了一切前程。耆英者流之所以在当时就不得人心至今仍受人痛斥，就在于他们不敢“制夷”。

而林则徐呢？这个问题可分开谈。我以为，作为一名士绅、一位民众，战后无论以何种形式抗英（包括反入城）都不应受到指摘，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命运、民族前程的表现。他们的思想落后、手段陈旧、目标错误，应当由当时社会的思想家、政治家来负责。但是，林则徐作为一名赋有思想的政治家，应当有更高的眼光，应当有负责任的态度，善于将自发的斗争纳入正确的轨道。我这里不是对林格外苛求，而是历史提出了这一标准。鸦片战争给中国提出的使命是近代化，偏离这一轨道就不可能真正的[...]

耆英成功了。在他主持对外事务的时期，确实中外关系比较和缓。这一切都是牺牲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得来的，只是他对这些利益尚无认识。道光帝也很满意这种安静的局面，1845年3月授其协办大学士。

战争结束后，道光帝曾下令各省修筑海防工事，但因未有军事学上的检讨，各地竟然旧样复制，全无改进。

尽管悔恨至“握拳槌心”，但他只承认一条错误，“用人不明”。一年多后，邓廷桢由伊犁释放回京，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尽管战争的结局是残酷的，但道光帝并没有作深刻的自我反省，仍是一如既往地将一切责任卸于下属。

最近几十年的研究，普遍认定林则徐具有改革中国现状（主要是军事方面）的进步思想。依照这一思路，他复出后应当有所建言，应当有所行动。可是，很遗憾，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其办事细密的作风一如从前，但主要围绕着平叛等传统事务，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任务被放在一旁，他只是顺着当时的政治方向走。作为一名一品大员，已有充分的权力和能力，他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做？

蒋廷黻先生认为林则徐是知道了不说，知道了不做，对此提出了道德上的指控。实际上还有一种可能，即林则徐的思想被今人夸张了。

从琦善战后的表现，我们又可以认定，他在战时的避战策略，只是一种苟安，并无长久的打算和通盘的思考。

从1843年复出到1854年病故，我们从琦善这11年的经历中，看不出任何由于这场战争而发生的旨趣变化。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以鲜血而赢得胜利，自是其价值的充分体现。以鲜血而换来失败，也可能不是无谓的，即所谓“血的教训”。一个失败的民族在战后认真思过，幡然变计，是对殉国者最大的尊崇、最好的纪念。清军将士流淌的鲜血，价值就在于此。

可是，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可是，清朝与德川幕府不同。它是一个自信的“天朝”，尽管事实上已百病缠身。它不相信自己竟然不敌区区岛“夷”，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不以武力相拒。有许多材料证明，清朝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对德川幕府的不抵抗决策大有关联。而清朝除了亲自尝受滋味外，并无前车可鉴。琦善也罢、伊里布也罢，其和平计划不可能被英方接受，其避战策略更不能为“天朝”容忍。战争不可避免。清军将士注定要在战场上流血。

日本的事例已经证明：避免交战，减少损失，也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即使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不见得必然一味沉沦。失败的民族仍有机会再度辉煌，关键在于战后的奋发。

但这种抵抗注定要失败，另作选择也是明智的。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败并不可怕。日本最初的失败，虽给其带来种种灾难，但到秋后算总账，真正的失败者是德川幕府及其“锁国”政策，而对今日日本民族说来，当时的痛苦并不比婴儿接种牛痘疫苗时的不适更为强猛。以时间为主轴的历史，给世界上任何民族以东山再起的机会。中国历史上“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故事还少吗？视野的放宽，距离的拉长，会给历史学家另一种价值观念。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