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正是这样的人。他与张学良、溥侗、袁克文一起，被人称为‘民国四公子’

俗话说：树怕剥皮，人怕伤心。

明末一个学者曾说：“人生末后一著，极是紧要。”1927年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生末后一著”，是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附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的遗书开头四句当是自沉原因的准确揭示。可以说，追求精神孤洁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极端决绝的方式告别人世，都是为了“义无再辱”。诤言直腹的储安平也是这样的。他用死维持着一种精神于不坠，完成了一生的人格追求。

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解放前的鲁迅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解放后的储安平属于“真的知识阶级”。这样的人，过去为数不多，今天就越发地少了。

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皇上犹天，春生秋杀，无所不可。

父亲眯缝着眼，望着窗外的槐叶柳枝葡萄架，说：“拖，混。在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拖下去，混日子，也许是你我这样的人未来的出路。”停顿片刻后，又以低沉的语气，道：“老毛欣赏秦始皇，而秦始皇是个有恩于士卒、而无礼于文人士大夫的独裁者。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对时局发展当有一个充足的估计。”但他怎么估计、也没有估计到会有一个文化大革命。

想到这些，父亲不胜喟叹：“政治运动，干部下放，思想交心，大跃进，公共食堂，这哪里是共产党说的百炼成钢，我看是百炼成灰。人成了灰，民主党派也会成灰。不信，我们等着看，早晚有这样一天。”

“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我忽然觉得这个扮相俊朗，人生命运直起直落，起落之间没有圆滑，没有缓冲与下坡，极峭极美的林冲，就是我们的储安平了。

这些“谋道而不谋食，忧道而不忧贫”的书生，要负戈前驱，披肝沥胆，与中共携手共度难关。其实，激荡浩淼之风华襟抱，汪洋恣肆之才情学识，已无一例外地被厄运笼罩。在他们的身后，也已是枪弹飞越，飕然有声。

“古人交谊断黄金，心若同时谊亦深。”

在上为听政，在下为清议。如果不是极端的政治黑暗，中国文人士大夫一般不发动清议，而是采取上书和廷诤方式影响朝政。这是人治皇权社会表达政见的正常渠道，即言谏制度及传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皆得直言无避。”故“直言者，国之良药也，直言之臣，国之良医。”所以，“言”就是士的存在方式。言谏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百折不挠，甚至冒死而谏，极具道义的感召力。储安平的“党天下”之谏，如石破天惊，动撼朝野，在1957年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大合唱中飙出了最高音。马寅初等人，当场叫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各大报刊均以醒目标题、显著位置全文刊载。

古人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大概早有一种不怕脑袋落地、弃尸沟壑的气性贯注于储安平的骨血，使他这样一个无权者连前后左右看也不看，利害得失想也不想，便直扑最高权力设就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