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到他时他正静卧在床。我们的谈话从逻辑开始,我刚刚讲了几句金岳霖先生的逻辑思想,他就抖抖索索地把我的手紧紧拉住。他说自己将不久人世,如有可能,在他死后为他的坟墓写一方小字碑文;如没有可能,就写一幅“酒公张先生之墓”。绝不能把名字写上,因为他深感自己一生,愧对祖宗,也愧对美国、上海的师友亲朋。这个名字本身,就成了一种天大的嘲滤。
在美国,在上海,张先生都日思夜想过这座故乡的山,祖先的山。没想到,他一生履历的终结,是越来越多的墓碑。人总要死,墓很难坍,长此以往,家乡的天地将会多么可怕!我相信,这位长于推理的逻辑学家曾一次次对笔惊恐,他在笔墨酣畅地描画的,是一个何等样的世界!
偶尔,张先生也到酿酒作坊翻翻报纸。八年前,他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散文,题为《笑的忏悔》。起初只觉题目奇特,一读下去,他不禁心跳剧烈。
前年深秋,我回家乡游玩,被满山漂亮的书法惊呆。了解了张先生的身世后,我又一次上山在墓碑间徘徊。我想,这位半个多世纪前的逻辑救国论者,是用一种最潦倒、最别致的方式,让生命占据了一座小山。他平生未能用自己的学问征服过任何一个人,只能用一支毛笔,在中国传之千年的毛笔,把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慰抚一番。可怜被他慰抚的人,既不懂逻辑,也不懂书法,于是,连墓碑上的书法,也无限寂寞。谁能反过来慰抚这种寂寞呢?只有那一排排灰褐色的酒坛。
乡人带来的酒,每次都在5斤以上,可供张先生喝几天。附近几家酿酒作坊,知道张先生品酒在行,经常邀他去品定各种酒的等次,后来竟把他的评语,作为互相竞争的标准,因此都尽力来讨好他。酒坛,排满了他陋室的墙角。大家嫌“张先生”的称呼过于板正,都叫他酒公,他也乐意。一家作坊甚至把他评价最高的那种酒定名为酒公酒,方圆数十里都有名气。
乡间丧事是很舍得花钱的,张先生写墓碑的报酬足以供他日常生活之费。他好喝酒,喝了两斤黄酒之后执笔,字迹更见飞动,因此,乡间请他写墓碑,从不忘了带酒,另备酒肴三五碟。通常,乡人进屋后,总是先把酒肴在桌上整治妥当,让张先生慢悠悠喝着,同时请一年轻人在旁边磨墨,张先生是不愿用墨汁书写的。待到喝得满脸酡红,笑瞇瞇地站起身来,也不试笔,只是握笔凝神片刻,然后一挥而就。
据风水先生说,鱼背岭是一个极好的丧葬之地,于是,整座山岭都被坟墓簇拥。坟墓中有一大半墓碑出自张先生的手笔。他的字,以柳公权为骨,以苏东坡为肌,遒劲而丰润,端庄而活泼,十分惹目。外地客人来到此山,常常会把湖光山色忘了,把茂树野花忘了,把溪涧飞瀑忘了,只观赏这一座座墓碑。死者与死者家属大多不懂此道,但都耳闻张先生字好,希望用这样的好字把自己的姓名写一遍,铭之于石,传之不朽。
直到1949年,陈矮子被镇压,张先生纔回到家乡。他艰难地到山上拔净了坟头的荒草,然后到乡政府要求工作。乡政府说:“你来得正好,不忙找工作,先把陈矮子帮会的案子弄弄清楚。”这一弄就弄了几年,而且越弄越不清楚。他的生活,靠帮乡人写婚丧对联、墓碑、店招、标语维持。1957年,有一天他喝酒喝得晕晕乎乎,在给乡政府写标语时把“东风压倒西风”写成了“西风压倒东风”。被质问时还轻描淡写地说只是受了当天天气预报的影响。此地正缺右派名额,理所当然把他补上了。
张老先生钱财虽多,却始终记着自己是状元的后代,愧恨自己学业的中断。他把全部气力都花在儿子身上,于是,他的独生儿子,我们的主角张先生读完了中学,又到美国留学。在美国,他读到了胡适之先生用英文写的论先秦逻辑学的博士论文,决定也去攻读逻辑。但他的主旨与胡适之先生并不相同,只觉得中国人思绪太过随意,该用逻辑来理一理。留学生中大家都戏称他为“逻辑救国论者”。20年代末,张先生学成回国,在上海一家师范学校任教。那时,美国留学生已不如胡适之先生回国时那样珍贵。
酒公张先生,与世纪同龄。其生涯的起点,是四明山余脉鱼背岭上的一个地名:状元坟。相传宋代此地出过一位姓张的状元,正是张先生的祖先,状元死后葬于家乡,鱼背岭因此沾染光泽,张姓家族更是津津乐道。但是,到张先生祖父的一代,全村已找不到一个识字人。
酒公墓
一年前,我受死者生前之托,破天荒第一次写了一幅墓碑,碑文曰“酒公张先生之墓”。写毕,卷好,郑重地寄到家乡。
两年后,几家私塾合并成一个小学,采用新式教材。正缺一位地理教师,大家都想到了信客。
信容教地理绘声绘色,效果奇佳。他本来识字不多,但几十年游历各处,又代写了无数封书信,实际文化程度在几位教师中显得拔尖,教起国文来也从容不迫。他眼界开阔,对各种新知识都能容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深察世故人情,很能体谅人,很快成了这所小学的主心骨。不久,他担任了小学校长。
下午,他又要把死者遗物送去,这件事情更有危难。农村妇女会把这堆简陋的遗物当作丈夫生命的代价,几乎没有一个相信只有这点点。红红的眼圈里射出疑惑的利剑,信客浑身不自在,真像做错了什么事一般。他只好柔声地汇报在上海处置后事的情况,农村妇女完全不知道上海社会,提出的诘问每每使他无从回答。
闯荡都市的某个谋生者突然得了一场急病死了,这样的事在那样的年月经常发生。信客在都市同乡那里听到这个消息,就会匆匆赶去,代表家属乡亲料理后事、收拾遗物。回到乡间,他就夹上一把黑伞,伞柄朝前,朝死者家里走去。乡间报死讯的人都以倒夹黑伞为标记,乡人一看就知道,又有一个人客死他乡。来到死者家里,信客满脸戚容,用一路上想了很久的委婉语气把噩耗通报。可怜的家属会号啕大哭,会猝然昏厥,他都不能离开,帮着安慰张罗。更会有一些农妇听了死讯一时性起,咬牙切齿地憎恨城市,憎恨外出,连带也憎恨信客,把他当作了死神冤鬼,大声讹斥,他也只能低眉顺眼、听之忍之,连声诺诺。
年轻信客上路后,一路上都遇到对老信客的问询。大半辈子的风尘苦旅,整整一条路都认识他。流落在外的游子,年年月月都等着他的脚步声。现在,他正躲在山间坟场边的破草房里,夜夜失眠,在黑暗中睁着眼,迷迷乱乱地回想着一个个码头,一条条船只,一个个面影。
信客为远行者们效力,自己却是最困苦的远行者。一身破衣旧衫,满脸风尘,状如乞丐。
没有信客,好多乡人就不会出远门了。在很长的时期中,信客沉重的脚步,是乡村和城市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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