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有那么一阵子,他想撕掉写了字的那几页,彻底放弃写日记这一危险举动。
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没用。不管他是写下了“打倒老大哥”还是忍着没写,不管他是继续写日记还是停止写,都没有区别,思想警察一样会抓到他。他已经犯下了——即便他从未写到纸上,他仍是犯下了——包括其他一切罪行的基本罪行,他们称之为思想罪。思想罪是无法永远掩盖的,你可以成功地躲过一时甚至几年,但他们仍然注定会抓到你,迟早而已。
两分钟仇恨会的最可怕之处,并非在于你被迫参与其中,恰恰相反,避免参与才不可能。过上二十秒,任何装扮都变得毫无必要。一种出于恐惧和报复心理的可怕情绪,一种去杀戮、拷打、用大锤去砸人脸的渴望像电流般通过整个人群,将一个人甚至是违背其意愿地变成面容扭曲、尖叫不止的疯子。但他们感到的那种愤怒是种抽象而盲目的感情,因此有那么一阵子,温斯顿的仇恨根本没转向戈斯坦因,恰恰相反,而是向着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那一刻,他的心向着电屏上那个孤独的、被嘲笑的异端分子,他是在充满谎言的世界上真理与理智的唯一守护者。
党员不应该进入普通店铺(被称为“在自由市场买卖”)他准备要做的,是开始写日记,这不算是件非法的事(没什么是非法的,因为不再有法律),然而被发现的话,有理由可以肯定惩罚会是死刑,或者至少二十五年劳改。
党的三条标语,用漂亮的美术字体镌刻在真理部大楼正面:
战争即和平
自由即奴役
无知即力量
我确信奥威尔、赫胥黎和扎米亚京三个都不想坚持认为这样的世界必定会到来。正相反,他们指出我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走去,除非我们可以成功地让西方文化的根源中那些人道主义精神和个人尊严重新复苏。奥威尔和其他两位作者,暗示着在我们新的工业管理制度下,人制造出像人一样的机器,而人却发展得像越来越像机器,这将是一个人性丧失、全面异化的时代,人变成了物品,变成了生产和消费过程之中的一个附件。三个作者都暗示这种危险并不仅仅存在于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危险是现代生产和组织模式所固有的,它完全独立于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之外。奥威尔,像其他两位反乌托邦的作者一样,并不是灾难的先知,他只是想警告和唤醒我们。他仍然[...]
奥威尔的描述是相当压抑的,特别是当你认识到奥威尔所描述的并不单单是敌人,更是20世纪末的整个人类种族的时候。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对这种描述做出反应:变得更加绝望和顺从;或者认为我们还有时间,以更加清醒的态度和用更大勇气去应对。三部反乌托邦作品都反映出,人可以在完全丧失人性的情况下继续生活。
奥威尔所谈论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观点也与“双重思想”有关,也就是说,在成功的思想控制之下,一个人再也不会有他想法的对立面,而只知道什么才是“真理”的对立面。
为了描述《1984》中占统治地位的思考方式,奥威尔创造了一个已经成为现代词汇的新词:“双重思想”。“‘双重思想’意味着在一个人的脑子里,同时拥有两种相互矛盾的信念,而且两种都接受……这个过程一定要有意识地进行,否则过程中精确度就不够;而且它也一定要无意识地进行,否则会带来一种做伪的感觉,因而会有罪过感。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奥威尔为我们描述了真理的本质,他实际上是在谈论西方工业国家的发展趋势主观地说,这个新的真理就像旧的真理一样真实。这是我们社会最典型和最具破坏性的发展趋势——人越来越工具化,越来越根据自己的利益和位置来改变事实。只要经过大多数人的认可就是真理,口号在“几百万人怎么可能犯错”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人怎么可能正确”。奥威尔已经明确指出,在一个团体中,已经彻底废除真理作为一个有关现实的客观判断这个概念,任何一个在这个团体中的异端都会被视为精神错乱。
首先,他展示了持续的武器生产对经济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武器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持续的军备竞赛,即使最终不会导致热核战争,也会毁灭被称作“民主”、“自由”或者“美国传统”的社会品质。奥威尔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才能向我们揭示了,在一个时刻准备着热核战争的世界里,民主依旧可以存在的想法是多么荒谬。
奥威尔最直接的贡献是在《1984》中假设了1961年和随后的五到十年之间的事情,并将独裁社会和原子战争联系了起来。
在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中,则利用了人工选择物种和毒品;在奥威尔的《1984》中,他们更是无限制地使用酷刑和洗脑。三个作者中任何一个作者都不应因认为摧毁人性易如反掌而受到指责。他们三个都得出了同一个结论:通过现有的普通技术和手段,这完全可以实现。
尽管反乌托邦作品有如此多的不同,但是在一个基本问题上它们是一样的,这是一个哲学的、人类学的、心理学的、可能也是宗教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人类是否可以这样转变,变得忘记自由的渴望、尊严、完整性、爱——也就是说,人类是否可以忘记他是一个人?或者人类本性是否有一种推动力,可以对违背这些人类基本需求的事做出反应,然后通过努力去将这个野蛮无人性的社会变成一个有人性的社会?
和《1984》都描述了社会的完全官僚化,人只是一个数字并且失去了所有的个性。这是由于无限的恐怖(在扎米亚京的书中,对于人脑的操纵最终发展到在身体上进行改造)联合意识形态和心理操控引起的。在赫胥黎的作品中,应用集体催眠暗示是将人变成自动机器的主要手段,这避免了恐怖行动。你可以说扎米亚京和奥威尔的作品与斯大林主义和纳粹的独裁统治类似,而赫胥黎的《美妙的新世界》展示的是发展中西方工业世界的图景——假如它只是继续跟随目前的趋势,而没有在根本上做出改变。
就在人们感受到所有的希望即将实现的这一刻,他们开始失去了它。这就是反乌托邦三部曲的核心,它们不仅仅描述了我们的未来走向,同时也解释了历史的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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