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不是对女人的属性而是对女人的符号发生反应而已

在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人们把被分离为“圣女”与“娼妓”的身体完整地回收到了自己手中，也就是说，“外行女人”与“内行女人”的隔墙变低了，母亲·妻子·女儿们用自己的性身体去挤人性的自由市场。

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

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

女人的“娼妓歧视”非常深刻，这使她们连对自己被视为性对象也感到肮脏，所以，对于自己受到的性侵犯，不愿承认，也不愿告发。

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性的双重标准（sexual double standard）告诉我们，这个矛盾其实不矛盾。

对于“白人性”，白人们毫无自觉，完全看不到他们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的迹象，所以，才有了由莫里森这样的黑人女性开始的白人性研究（whiteness studies）

在历史上，人种概念是与帝国主义支配世界的意识形态同时出现的。

对于西方男人，没有比这更舒适方便的幻想了。对方是不能理解的他者，这意味着，那既是充满迷幻魅力的快乐之源，又是不会给自己带来丝毫威胁的完全无力的存在，对方不但作为诱惑者主动委身，还在自己离去之后毫无怨恨地继续爱慕自己。对“被我抛弃的那个女人”所怀有的一点点心痛的感觉，也因女人的爱的伟大而得到净化。还有比这更能满足西方男人自尊心的故事吗？

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的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

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她向男性研究者加藤秀一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男人，身体意味着什么？对她的问题，加藤〔2006〕努力而胆怯地试图用第一人称作出回答。提倡身体史研究的荻野，一直严厉批评男人身体缺席的现象。她指出，一说到身体，就不言自明地想到被对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连男性学者以身体史为研究对象时，也从来没人以男性身体为主题。

看似那么喜欢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的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