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隘的特权意识、男人气、在共同犯罪中产生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连带感，堪称“绝妙的劳务管理术”，劳务管理术与军队士兵管理术，何其相似！

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总之，他们是“虽为男人但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被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义，完全就是向男人提供服务的性的客体。这样的“第三性”，常被当作“n种性”的存在证据，可是，从以上分析可知，称之为“第三性”是一种误导，他们不是位于男女之间的性别，而是从属于性别二元制之下的次等范畴。只有男人才能转为“第三性”，而女人却不能，这反过来证明了性别二元制是何等强固。“n种性”，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却不存在，由此亦可得到反证。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

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

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将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称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male homosocial desire）”的，

在以“爱”为名的男女关系中，其根底里存在着性别的不对称，没有比这句话将这种不对称表达得更简洁准确的了。

当孩子成为不能期待收回养育投资成本的“消费资源”以后，“生女儿更能轻松地享受育儿的乐趣”的想法，反过来证明了养育孩子的负担之沉重，与此相反，在孩子被视为“生产资源（将来可能收回投资成本并从中获益的手段）”的社会里，生男选择还会跋扈横行。

在日本，一方面，人们对养育孩子没有信心，男孩教育费用负担沉重，另一方面，对高龄化社会的不安使人们期待女儿将来照顾老人（超过儿媳），这些因素导致孩子从“生产资源”变为“消费资源”，所以，日本进入了一个“养女儿更轻松”的时代。

在中国，女孩或许是在精子阶段被筛选、在胎儿阶段被抹杀、出生之后不被欢迎的存在。

“有女朋友”，指的是将一个女人据为己有的“拥有”状态。即使其他所有要素都欠缺，只要有了这最后一个要素即拥有一个归己所有的女人，便能满足男人之为男人的最低条件。反言之，即使学历、职业、收入等其他一切社会条件都很优越，但却“连一个女人也弄不到手”。这种男人的价值就会降低。男人集团绝不会承认这样的男人为一个成年男人，绝不会给予他这个集团的正式成员资格。这就是雄“败犬”比雌“败犬”更难承认“败”、处男比处女更难启齿的原因。

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译者〕。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