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早期的非欧洲帝国,建立者多半是伟大的征服者,像是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以及建立伊朗阿萨德王朝的纳迪尔沙国王(Nader Shah);又或是某些官僚和军事精英,例如清朝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些人主要靠着税收和掠夺(两者的差异其实很细微)取得资金,很少需要用到信贷,更不用提是否关心银行家和投资者的利益。
另外,如果不谈科学,就会觉得资本主义能够发展真是莫名其妙。资本主义认为经济可以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但这和我们日常生活观察到的宇宙现象完全背道而驰。像是对于狼群来说,如果它们觉得作为猎物的羊群会无限制扩大,岂不是荒谬至极?然而,人类的经济在整个现代时期就是这样不可思议地持续指数成长。唯一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家总是能每隔几年就取得另一项发现,提出另一项发明,像是美洲大陆、内燃机引擎,或是运用基因工程的羊。印钞票的是银行和政府,但最后埋单的是科学家。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看到银行和政府疯狂地印钞票。每个人都担心经济危机会让经济停滞、不再成长,于是他们就这样无中生有地印了数万亿的美元、欧元和日元,让金融体[...]
这种新的宗教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科学研究背后的金主常常是政府或私人企业。而资本主义的政府和企业想投资某个特定科学研究的时候,最先问的问题常常就是——“这项研究会提高产量和利润吗?会促进经济成长吗?”研究计划如果没办法应付这些问题,想取得研究经费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要谈到现代科学史,资本主义绝对是不得不谈的重要因素。
中世纪的贵族,穿着由金丝和丝绸织成的华丽长袍,大把时间都是用来参加宴会、嘉年华和种种盛大的赛事。相较之下,现代的执行长都是西装打扮,西装简直成了制服,看来就像一群乌鸦;而且他们几乎没什么享乐的时间。一般来说,典型的风险投资者就是赶着一场又一场的商务会谈,努力想找出该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的哪一块,或是严密监督手上股票、债券的上下走势。确实,他穿的可能是范思哲的西装,坐的可能是私人飞机,但与他投入提高人类生产的投资相比,这只是九牛一毛。
但到了现代,贵族已经被新精英分子取代,这批新人都是资本主义教条的信徒。过去的公爵侯爷黯然退位,取而代之的是董事、金融家、实业家。这些商业巨贾的富有程度让中世纪贵族瞠乎其后,但他们对于各种奢侈消费的兴趣远低于过去,所有利润只有非常小的部分是用于非生产性活动。
现在说到“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大家可能觉得十分平凡无奇。但对于人类整体历史来说,大部分时候人类并没有这种概念。像是在前现代时期,当时的人们认为生产这件事并不会造成太大的改变。所以,如果不管做什么,生产都不会带来太了不起的利润,为什么还要把利润重新投入生产呢?因此,中世纪贵族所信奉的伦理就是要为人慷慨、奢华消费,把所有收入用来举办各种比赛和宴会、发动战争、投入慈善,以及兴建宫殿和教堂。很少有贵族会将利润投资于提升庄园的产量、寻找更佳的小麦物种,或是寻找新的市场。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应该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这样一来,才能带来更多的利润再重新投入生产,再带来更多的利润,如此不断循环。所谓投资可以分成很多种:扩建工厂、从事科学研究、开发新产品。但不论如何,重点就是要增加产量,转为更多的利润。在新的资本主义教条里,最神圣的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生产的利润,必须再投资于提高产量。”
于是,亚当·斯密让我们认为经济是种双赢的局面,我获利就是你获利。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可以同时享受这份变大的大饼,而且正因为我这块变大了,你那块也会跟着变大。而如果我变穷,因为我买不起你的产品或服务,你赚不到钱也会变穷。如果我有钱,你才能把东西卖给我,所以你也就跟着富裕。亚当·斯密推翻了传统上认为财富与道德彼此对立的概念,这下天堂的大门也会为富人而敞开,而有钱也就是有了道德。在亚当·斯密这个版本的故事里,人会变得富有不是因为剥削邻居,而是因为让整块大饼变大了。随着大饼变大,人人都能受益。这么一来,可以说正是有钱人推动了经济成长的巨轮,让人人都得益,他们可真是整个社会里最有用的典范。
然而,这一切的[...]
如果信用这个概念真是如此美妙,为什么以前从来没有人想得到?当然,他们其实早就想到了。在所有已知的人类文明中,信用的概念都曾经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至少早在古苏美尔人的时候就已经存在。过去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信用的概念,又或是知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概念,而在于当时的人并不相信“明天会更好”,所以并不愿意延展信用。毕竟当时的概念,总觉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顶多就是维持现况,而且可能更糟。用经济学的概念来讲,也就是他们认为财富的总量有限,而且还可能萎缩。因此,当时不论是讲到个人、王国还是世界,大家普遍并不相信过了十年会能够生产出更多的财富。商业看起来就像一场零和游戏。开了一家面包店之后,确实可能会取得利润[...]
这听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庞氏骗局,不是吗?但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骗局一场,那么可以说整个现代经济就只是一场骗局。这事实上并不是件诈骗案,而是另一次人类想象力的惊人发挥。真正让银行(以及整个经济)得以存活甚至大发利市的,其实是我们对未来的信任。“信任”就是世上绝大多数金钱的唯一后盾。
就算银行的保险库从头到尾就只有100万美元,但这位承包商的户头最后可以达到1000万美元。银行每次真正持有1元的时候,就能够放款10元;换句话说,也代表我们银行户头上看到的那些金钱,有超过九成其实只是数字,而没有实体的硬币或钞票。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汇丰银行的所有储户都忽然要求结清账户、提领现金,汇丰银行就会立刻倒闭(除非政府介入拯救)。而且,就算是产业龙头的英国劳埃德银行(Lloyds)、德意志银行、花旗银行,世上任何银行都是如此。
科学家为帝国提供了各种实用知识、思想基础和科技工具,要是没有他们,欧洲人能否征服世界实在仍是未定之数。至于征服者报答科学家的方式,则是提供各种信息和保护,资助着各种奇特迷人的研究,而且将科学的思考方式传到地球上的每一个偏远角落。如果没有帝国的支持,科学能否发展得如此蓬勃,也仍在未定之天。绝大多数的科学学科一开始的目的,都只是为了让帝国继续发展,而且许多发现、收集、建筑和学术也都多亏了有陆海军及帝国统治者的慷慨协助。
显然,这还不是故事的全貌。除了帝国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支持着科学的发展。而且,欧洲各个帝国能够蓬勃兴盛,原因也不仅仅是科学而已。不论是科学还是帝国,它们能够迅速崛起,背后都还潜藏着一[...]
因此,就算是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欧洲右翼政党,也会小心避开种族歧视的用语。以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为例,党魁玛琳·勒·庞(Marine le Pen)绝不可能在电视上大声表示“我们不希望这些下等的闪族人污染我们的雅利安人血统、破坏我们的雅利安人文明”。然而,不管是法国的民族阵线、荷兰的自由民主党(Party for Freedom)还是奥地利的奥地利未来联盟(Alliance for the Future of Austria)都认为,西方文化根植发展于欧洲,具有民主、宽容、性别平等诸多特质,而穆斯林文化根植发展于中东地区,于是具有阶级政治、宗教狂热、歧视女性的特质[...]
接下来,英、法、德各国学者开始把对雅利安人的语言学理论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结合,认为所谓的“雅利安人”不只是语言族群,而是某种生物族群,也就是一个种族。而且,这可不是什么随随便便的种族,而是一个上等种族,他们身材高大、金发碧眼、工作勤奋而且极度理性,他们就这样从北方的迷雾中走出来,奠定了全世界文化的基础。但遗憾的是,入侵印度和波斯的雅利安人开始与当地原住民通婚,于是不再有白晳的肤色与金发,也失去了理性和勤奋。于是,印度和波斯的文明每况愈下。但在欧洲可就不同了,雅利安人还是维持着纯洁无污染的种族特性。正因如此,欧洲人必须要征服世界,而且他们最适合做世界的统治者;不过可得小心,别遭到其他劣等种族[...]
然而,科学也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不论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甚至语言学家都提出了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力(或许也是责任?)统治他人。自从威廉·琼斯提出所有印欧语言同源同宗、来自某一个特定的远古语言,学者前仆后继,都渴望找出究竟是谁曾经说着这种语言。他们注意到,最早的梵语母语民族是在大约3000年前、从中亚入侵印度,他们自称为“雅利亚”(Arya)。而最早的波斯语母语者则自称为“艾利亚”(Airiia)。于是欧洲学者推测,这些讲着梵语和波斯语(以及希腊语、拉丁语、哥特语、凯尔特语)原始语言的人,一定是某种“雅利安人”(Aryan)。会不会真这么巧,伟大的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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