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8年马他仑来华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用武力的方式表明，英国对其贸易利益（主要是鸦片贸易利益）是不吝惜诉诸武力的。可惜，清王朝上下，无人识得这个信号的真切意义，致使后来陷于被动。

从这些奏折可以看出，当时清朝官员仅仅是从国内事务的角度来考虑禁烟的。就连道光帝由内阁明发的让他们“各抒己见”的谕旨，也是通过“刑部咨会”或“户部咨会”，而不是由“礼部咨会”或“兵部咨会”的方式传到他们的手中。他们认为，禁烟难就难在地方官的玩忽、胥吏的庇纵、兵丁的贪赃、奸民的枉法。其中许多奏折已经点明而另一些奏折虽未点明但也暗谕，禁烟最大的障碍在于充斥于鸦片交易中的贿赂，及由此引起的贪官污吏的暗中抵制。他们没有看到，英国的阻挠才是禁烟真正的终极障碍。

英国是鸦片走私的主凶。这在广东民间，已属常识问题，广东官员在此之前也曾在奏折中提及。但是，“天朝”不屑于过问“外夷”之事，“天朝”的官员也无需了解“英夷”之情。他们在奏折中未把英国放在话上，是因为他们在心目中把一切“外夷”都放在话下。

历史的诉说夹杂着悲痛。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4年，1856年，战火又起。英法联军次第攻占广州、大沽，进入天津、北京。清朝又与英、法、美、俄四国签订了11个不平等条约。与前次战争相比，清朝没有丝毫的进步，完全是重复错误。战后，新兴起的地方军政集团——湘、淮系首领做了一些“师夷”的工夫，导致后来的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可是，一查来历，其原动力不是来自战败的刺激，其最初目标也非为“制夷”，而是为了对付那些造反的“长毛”。鸦片战争结束后的52年，1894年，经明治维新而疾速发展的日本，打到其先前祖师爷的门前。他们废除了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的别开生面的前约，让李鸿章至马关另订新约，仿效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要求割[...]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在专制社会中，旨意决定一切。道光帝由此断送了机会

由此看来，问题仅仅能归结于耆英、黄恩彤、道光帝等个人身上吗？中国人真正弄清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从字面来看，不易发现问题，但后果异常严重。此款种下咸丰年间英、法、美联合要求“修约”之祸根，成为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

作为鸦片战争结束标志的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上签字的中英和约，被后人名之为“南京条约”。它共有十三款，无疑是一项苛刻的不平等条约。若从具体条款来看，南京条约之所以为不平等，主要是三项内容：一、割地（第三款）；二、赔款（第四、六、七、十二款及第五款后半部分）；三、赦免“汉奸”（第九款）。而第一款宣布和平，第十三款规定批准程式，并不涉及平等或不平等；第八款释放英囚也合乎当时和现在通行的国际法惯例；至于条约第十一款平等国交，反是这项不平等条约中的平等条款。除去以上今天比较容易判别的条款外，该条约还有三项规定：一、五口通商（第二款）；二、废除行商（第五款前半部分）；三、新定税则（第十款）。这些[...]

历史学家蒋廷黻曾经写道：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这段话相当凝练且传意。但是，我们若从细部去观察就会发现：尽管鸦片战争前清朝在国家关系上矮化西方列强，但对经济贸易的种种限制，恐怕不能以“不平等”一语而完全概括之，至于猖獗的鸦片走私贸易，又当别作它论；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逼勒的一系列条约，包含众多不平等条款，而在国家关系上又毫无例外地追求与清朝“平等外交”。进一步地研究又使我吃惊地发现：今天人们所谈论的平等或不平等，都是以18世纪在欧美产生至20世纪在世界确立的国际关系准则为尺度；而生活在“天朝”中的人们，自有一套迥然相别的价值标准，[...]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就军事角度而言，战争实际已经结束了。

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一下子开出这么多问题。可见他的焦躁，又可见他的浅薄。“天朝”大皇帝本不屑于过问“夷”事，此时俯查“夷”情，姿势自然可笑，多少又有那么点进步的意味。可是，他似乎并不知道，他最为困惑的地理问题，正是他最有资格回答的。我们今天尚能看到的由传教士南怀仁为他高祖父康熙帝绘制的当时中国最精美的世界地图——《坤舆全图》，此时正在紫禁城的库房里睡觉。

无情无语的城门，此时已矗立了四百多年，饱经沧桑。它又能问谁？谁也没有答案。至圣至明的大皇帝，此时心里正充满着不安。

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鄂云在同安船、勇上施展了什么手段，但是可以肯定，他只会向里扒银子而不会向外掏银子。然而，事情还并未结束。鄂云通过雇勇宣称捐钱12000千文。按照1841年11月由户、吏两部奏定的《海疆捐输议叙章程》：平民捐银1.2万两，给予道员职衔；候补、候选官员可将本身职衔按捐例减半，再核其捐数议叙；捐额溢出部分按500两加一级纪录；候选直隶州知州捐银8000两，议予本班尽先补用……等等规定，又按照捐纳时钱1千文按银1两计算的惯例，鄂云凭其12000千文的捐献，若要官衔，可获“道员衔加四级纪录”，若要官职，完全符合“本班尽先选用”。由此可见，鄂云非但发了财，而且可以升官或得到实缺[...]

让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厦门之战的惨败，能完全归结于颜伯焘吗？在当时的条件下，还能指望颜伯熹再做什么？在颜伯焘督闽的半年中，厦门的防务和清军的士气不是已有很大的改观吗？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世界军事史表明，在正规作战中，对近代化的敌人只能用近代化的手段来取胜。

奕山等人若是真的将这些情况上奏道光帝，那将戳穿自己编造的骗局。我在第四章中已经提到，由于奕山的种种谎言，使得道光帝误以为战争已经大体结束（虽然不那么体面），而璞鼎查的重开谈判、订立条约、钦派“全权”大臣等要求，再也遮盖不住奕山先前的不实之词。为及时补救，奕山再次派出余保纯，携带祁𡎴的照会前往澳门，与璞鼎查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