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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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煳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究其原因，就是她这个人太积极，而我太消极。如果说到我们系某个教授，我刚想说他的坏话，她就说：啊，他太棒了……说到某个学术会议，我刚想说太无聊了，她就说：那个会让我真是受益匪浅……说到写论文，我刚想哭诉，她却说：我真的特别享受写论文……

而我觉得，检验友谊的唯一标准，就是两个人是否能凑在一起说别人坏话。

其实我也企图渊博来着，也时不时挑灯夜战抱着厚厚的历史地理科普书啃啊啃，指望第二天在某场对话中“不经意地”引经据典。后来发现，一般来说，当我看到100页的时候，就会忘了前50页的内容，等我回头去复习前50页的内容，又忘了第100页的内容，于是我转来转去，气喘吁吁，最后好不容易把所有 100页大致都记住了，过了一个月，却连这本书的作者都忘记。

这四个男生做起饭来，一个比一个激情澎湃，都把对祖国的思念之情化为了巨大的做饭热情，每天在厨房里将美国没有猪肉味的猪肉和中国人没有生活情趣的生活炒得乒乓作响

新的夏天到了，2006年的夏天。走在灰而亮的天空下，我听见空气中到处是扇得啪啪作响的耳光，到处飘荡着鲜艳的、徒劳的红唇。

她回过头的时候，我看见她惨白的脸上，层层叠叠的皱纹，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一点表情也没有。我觉得她看上去有80岁了，或者100岁了。或者200岁了。反正是那个年龄不再有意义的年龄。但是这80岁的脸上，那深深凹下去的、小小的嘴唇上，还抹着鲜艳的红色。

我特想派吴君如去扁他，并且叉着腰骂道：你学什么不好，学新左派干嘛！

有一些词汇，它们本身也许是很无辜的，但是由于它们被使用的频率太高了，被甩旧了，用脏了，这样的词汇，也遭人烦，比如“残酷青春”，比如“西藏旅游”，比如“杜拉斯”或者“村上春树”。

就算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真的Banker，我也希望他不要用“Banker”这个词，建议他用“圈钱的

“美金”这个词从他嘴边跳出来的时候，我的皮肤上迅雷不及掩耳地冒出一层鸡皮疙瘩。

人渴望被承认，也就是别人的目光，但是同时，当别人的目光围拢过来的时候，他又感到窒息，感到不自由。获得承认和追求自由之间，有一个多么辩证的关系

所有的疯子，都是因为尴尬而疯的

读完这本书，我的脑子定格在查尔斯的最后时光。一个太平洋孤岛的丛林深处，一间简陋土屋里，那位因麻风病而毁容的老人，坐在自己描画的满墙壁画中，聆听波涛汹涌的颜色——对，那时他已经失明，只能聆听颜色，金色是高音，黑色是低音，白色是微风，红色是尖叫。我承认，此情此景不能唤起我丝毫的怜悯，因为心中唯有敬畏——骇然与敬畏。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宁静。我想这就是传说中的胜利。虽不信神，我想这就是那个人们应当在胸前划一个十字架说“阿门”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