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充满豪迈之气的口号，我们是从社会主义中国学到的。可是，“改革开放”之后，传到我们耳里的，净是什么“企业喜欢男生”“女性就业难”之类，和资本主义没有两样。

男人虽然描写女人，但其实是在饶舌地谈他们自己。

也就是说，永井一面与陋巷中的女人们交际，同时手持自己属于另一世界的证明，他绝不会允许女人们越界侵入自己的领地，所以，他与娼妓们的关系，其成立的前提，是把女人视为全然另一人种，并非以同等高度的视线在与她们交往。

实际上，读了吉行，也不懂女人，读了他的作品，懂得的只是男人的性幻想，关于“女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希望她是什么”的幻想。这与“东方主义”极为相通。爱德华·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支配、重构和压服东方的西方模式”、“关于何为东方的西方知识体系”，所以，无论读了多少西方人写的关于东方的书，懂得的只是西方人头脑中的东方幻想而不是真正的东方——这就是萨义德《东方主义》〔Said，1978〕一书的发现。

色情文学的铁定规则是：第一，女人是诱惑者；第二，女人最后一定被快感支配，这种结构手法非常好懂。

不过是你哄我骗，真相谁也没法知道。

在吉行看来，女人不但不反抗，反而完全接受，甚至转换为自己的快乐，女人就是这么方便的一种东西，女人被男人当作发泄郁闷愤怒的垃圾场，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还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负罪恶感了。而当女人“不再痛苦，发出欢喜的呻吟”时，男人又在心中感叹，“女人这东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里去。这样，男人便把女人双重地他者化了。

对于打电话的男人，女人换谁都无所谓；同样，对于女人，对方也不是一个特定人格的人，只是一个符号，这个道理，男人当然完全懂，但他还是要为有女人愿来而得到安慰治愈，这时，男人想要确认的，不过是自己的名声权力的符号效应。我当时的感想是，男人的性的异化已经深刻到这个程度了吗？

甚至有女人为了知道什么是女人而研读吉行，的确，别的女人在床上的举止，不问男人是不知道的，所以要向女性经验丰富的男人请教。不过，她们终有一天会发现，那里描写的，不是真实的女人，而是男人对女人的幻想。

他还加一句，“可是，有厌女思想的人却又不能不在意女人，这便成为他们的软肋”。奥本嘲笑吉行的女性读者增多的现象，“那情形仿佛小鸟停在猎枪上”。

森冈正博的《无感男人》〔2005〕一书，是男性学（男人的自我观察与审视的学问）的成果之一，他在书中就这样一个问题自问自答：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他坦率地承认了他对超短裙的恋物癖欲望，无论超短裙穿在谁的身上，男人还是女人，即便知道其实是男人，还是会对超短裙这个符号发情。恋物癖是一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断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地发生反应，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