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

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

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