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伏伦斯基认为有“通情达理”看法的人并没有什么看法，他们只是像一般有教养的人对付从四面八方包围生活的复杂难解的问题那样，抱着彬彬有礼的态度，避免做任何暗示和提出不愉快的问题罢了。他们装出完全理解这种局面的神情，承认它，甚至赞成它，但认为解释这一切是不得体的，多余的。

她不仅回忆自己的往事，而且回忆到所有女亲友的往事。她想到她们一生中最庄严的时刻，想到她们也像吉娣一样戴着花冠站着，心里满怀爱情、希望和恐惧，同过去诀别，踏进神秘莫测的未来。

查尔斯卡雅小姐只报以微笑。她望着吉娣，心里想，有朝一日她也处在吉娣的地位而站在辛亚文伯爵旁边，她要向他提到他今天说的笑话。

列文越来越觉得，他关于结婚的一切想法，他关于安排生活的理想，都是很幼稚的，都是他至今不理解的，而且现在更加不理解了，虽然他正在亲身参与这件事。他的胸膛起伏得越来越厉害，抑制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那天，在阿尔巴特街房子里，她穿着咖啡色连衫裙默默地走到他面前，并且许身于他时，她心里仿佛同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了，一种对她来说陌生而又崭新的生活开始了，尽管她依旧过着原来的生活。

大家都说她最近几天憔悴多了，戴着花冠远没有平时好看，但列文没有这样的感觉。他望着她那披着白色长纱、戴着洁白鲜花的梳得高高的头发，她那像少女一般遮住长脖子两侧和后颈，只露出前面部分的高耸的打褶领子，以及她那细得惊人的腰身，觉得她比什么时候都迷人——并非因为这些花、这袭长纱、这件从巴黎订制的连衫裙增添了她的美，而是因为她那可爱的脸蛋、她的眼神和她嘴唇的表情与众不同，始终显得十分纯洁和诚挚。

他说他快活得像一头受过训练的狗，终于能领会人家要它做的事，尖声叫着，摇着尾巴，心花怒放地跳上桌子和窗台。

列文对宗教的态度也像多数同时代人一样摇摆不定。他不信教，但也不能肯定这一切都是荒谬的。因此，他既不能相信他所做的事的意义，也不能像例行公事那样淡然处之。在这领圣餐的全部时间里，他因为做着他自己也不理解的事，做着如他内心所提示的虚伪不好的事而感到羞耻和不安。

除了得意之外，他还有一个想法：等到这事办成功了，他将问问妻子和好朋友：“我同皇帝有什么差别？皇帝调动军队，谁也没有好处；可是我拆散夫妻，三人皆大欢喜……

奥勃朗斯基说，脸上露出同安娜谈话时一样使人心宽的杏仁油般滑腻的微笑。这善良的微笑具有那么强大的说服力，以致卡列宁不由得感到自己无力反驳而受它的支配，愿意听信奥勃朗斯基的话，

他惊奇地向周围打量着，从地板上仰望桌子的曲腿、字纸篓和虎皮毯子，连自己的房间也不认得了。仆人急急忙忙地走过客厅，他的脚步声使他清醒过来，他定神思索，才明白他坐在地上。他看见虎皮毯子和手上的血，才明白他开枪自杀了。

无非是重温那些一去不复返的幸福往事，无非是想到毫无意义的茫茫的未来生活，无非是感到自己身受的屈辱，无非是这些思想感情的不断重复出现。

卡列宁听到还有死的可能，松了一口气

有两件事使他苦恼：他丧失了童贞和他不信宗教。

奥勃朗斯基也同一切变心的丈夫一样，特别关心妻子生活上的舒适，亲自察看房子，做了他认为必要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