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断炊的时候,我黄昏出门散步,山径边有农人的菜田,长出田陌的野菜,随兴拔几把回家,也能煮汤。
我曾经坐在台北市议会的议事大厅中,议员对着麦克风用狼犬似的声音咆哮,官员在挣扎解释,记者的镁光灯闪烁不停,语言的剑道在政治的决斗场上咄咄逼人,刀光夺目。我望向翻腾暴烈的场内,调整一下自己眼睛的聚焦,像魔术一样,“倏”一下,议场顿时往百步外退去,缩小,声音全灭,所有张开的嘴巴、圆瞪的眼睛、夸张的姿态、拍打桌子的扬起的手,一瞬间变成黑白默片中无声的慢动作,缓缓起,慢慢落……
我坐在风暴中心,四周却一片死静,这时,寂寞的感觉,像沙尘暴的漫天黑尘,以鬼魅的流动速度,细微地渗透地包围过来。
我曾经三十天蛰居山庄[...]
五万人涌进了台中的露天剧场;有风,天上的云在游走,使得月光忽隐忽现,你注意到,当晚的月亮,不特别明亮,不特别油黄,也不特别圆满,像一个用手掰开的大半边葡萄柚,随意被搁在一张桌子上,仿佛寻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进剧场,却突然扑面而来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万人同时坐下,即使无声也是一个隆重的宣示。
歌声像一条柔软丝带,伸进黑洞里一点一点诱出深藏的记忆;群众跟着音乐打拍,和着歌曲哼唱,哼唱时陶醉,鼓掌时动容,但没有尖叫跳跃,也没有激情推挤,这,是四五十岁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场时,掌声雷动,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静地注视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见,她瘦了还是胖了?第一排两个讨厌的人头挡住[...]
从剑桥到了伦敦,我们住进了林柏蓝特酒店。以荷兰最伟大的画家作为酒店的名字,大概已经在昭示自己的身份和品味了。拉开窗帘,以为可以看到雄伟的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却发现窗正对着后院,看出去只是一片平凡而老旧的砖造公寓建筑。有点失望,正要拉上窗帘转身的那一瞬,眼角波光流动间瞥见建筑的颜色和线条,顿时建筑隐退,颜色和线条镂空浮现,颜色深浅参差,线条黑白分明,微风刚好吹起柔软的淡紫色的窗帘布;那一扇一扇窗的竖与横之间,仿佛是一种布局,楼与楼的彼此依靠和排拒之间,又像在进行一种埋伏的对话——我不禁停下来,凝视窗外,凝得入神,直到一只鸽子突然惊起,“哗”地一声横过。
我们沿着克伦威尔大道慢步行往白金汉宫的方[...]
我到剑桥演讲,华飞从德国飞来相会。西斯罗机场到剑桥小镇还要两个半小时的巴士车程,我决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细雨打在撑开的伞上,白色的鸽子从伞沿啪啪掠过。走过一栋又一栋16世纪的红砖建筑,穿过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谓巴士站,不过是一个小亭子,已经站满了候车躲雨的人。于是我立在雨中等。
两只鸳鸯把彼此的颈子交绕在一起,睡在树荫里。横过大草坪是一条细细的泥路,一排鹅,摇摇摆摆地往我的方向走来,好像一群准备去买菜的妈妈们。走近了,才赫然发现她们竟然不是鹅,是加拿大野雁,在剑桥过境。
接连来了好几班巴士,都是从西斯罗机场直达剑桥的车,一个一个从车门钻出的人,却都不是他。伞的遮围太小,雨逐渐打湿了[...]
我坐下来,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里,看着她。她的眼睛还是很亮,那样亮,在浅浅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于是我从头说起:“你有五个儿女,一个留在大陆,四个在台湾长大。你不但亲自把每一个都养大,而且四个里头三个是博士,没博士的那个很会赚钱。他们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里满是惊奇,她说:“这么好?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今年几岁?结婚了没有?”
我们从盘古开天谈起,谈着谈着,天,一点一点亮起,阳光就从大武山那边照了进来。
有时候,我让女佣带着她到阳明山来找我。我就把时间整个调慢,带她“台北一日游”。第一站,洗温泉。泡在热气缭绕的汤里,她好奇地瞪着满堂裸身的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钩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儿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
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集体心灵旅程里,一路走来,人们现在面对的最大关卡,是“相信”与“不相信”之间的困惑、犹豫,和艰难的重新寻找?
很难说。每个人,来到“花”前,都看见不一样的东西,都得到不一样的“明白”。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整理卧房抽屉的时候,突然发现最里头的角落里有个东西,摸出来一看,是个红色的盒子。
这一只抽屉,塞满了细软的内衣、手绢、丝袜,在看不见的地方却躲着一个盒子,显然是有心的密藏,当然是自己放的,但是,藏着什么呢?
打开盒盖,里头裹着一方黑色缎巾,缎巾密密包着的,是两条黄金项链,放在手心里沉沉的;一个黄金戒指、一对黄金耳环,一只黄金打出的雕花胸针。黄澄澄的亮彩,落在黑色缎面上,像秋天的一撮桂花。
我记得了。
她是个一辈子爱美、爱首饰的女人。那一天晚上,父亲在医院里,她把我叫到卧房里,拿出这一个盒子,把首饰一件一件小心地放进去,说:“给你。”
我笑着推开她的手:“妈,你知道我不戴首饰的。你留着用。”
她[...]
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
2月28日的消息:
再点一杯咖啡;我知道为甚么。这些美丽的女人,回家后都要面对一个支持她挥霍自由的丈夫。这些美丽的男人,回家后都要面对自己的生计和生涯规划。这里的舞,是女人的上课,男人的上班。在这个舞池里,如果有欲念,那就是必须用最大的小心来控制的东西。
走出舞厅,外面一片华灯初上,夜晚,笼罩了这个繁丽的城市。丽丽还把舞鞋提在手里,转身问我,“好不好玩?”我摇摇头。人声嘈杂,我怎么跟她解释,这场茶舞让我感觉到的,竟是“无边落木萧萧下”?
拉丁民族是性爱的艺术家吧?
半岛酒店80周年了!由下月至本年底,半岛酒店将举办每月一次的周日茶舞,把大堂化作舞池,搭建舞台,让歌手乐队演绎怀旧金曲。为[...]
黄昏了,淡淡的阳光把窗帘的轮廓投射在地板上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骨的张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次,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句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公尺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尺,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阖,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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