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变为日本的“战争合理论”。

在中日分道扬镳进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日本人并不是明治天皇，也不是西乡隆盛、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这些所谓的“维新三杰”，甚至不是伊藤博文这样的日本近代政治制度设计者，而是一个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国民的教师”的人，其头像至今印在1万日元纸币上以接受日本人最高致意的思想家，他叫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72年写《劝学篇》，提出“天生的人一律平等”，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无异于平地惊雷，奠定了其启蒙思想家的地位；1875年福泽发表《文明论概略》，提出只要以文明发展为目标，不论是什么样的政体，都应当受民众欢迎；不论用什么样的方法，都应当为社会所接受。从这里开始，福泽的思想发生转向了，这种思想最终演[...]

所以中国革命有了这一独特现象：红色首脑最先在先进发达的上海租界建立。红色政权却最终在贫困落后的山区边区扎根。

不集中在最现代化的大城市，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获得先进的思想体系，不会获得后来众多的领导精英；不分散到最贫困落后的边区山区，红色武装便没有充足的给养和坚韧顽强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毛泽东说：“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这种奇事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发展，亦必有相当的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条就是“它的发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的国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因为这种奇怪现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现象，那就是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大革命实践，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策基本是正确的。说它正确，因为正是这一决策种下了北伐革命成功的种子。而在正确前要加“基本”二字，因为它仅仅简单提了一下“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毫无疑问，领导权应当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却没有任何具体的安排和可行的措施，实际上是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与能力，由此也埋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种子。

马林的建议颇含风险。虽然皆以个人身份加入，但弱小的共产党进入到庞大的国民党里去，怎样保持独立性而不被吞并？怎样维护蓬勃的锐气而不被官僚化、贵族化？怎样坚持自己的主义而不变成别人的尾巴？再好的革命策略弄得不好，也会因丧失原则而变成坏的机会主义战略。

建立一个党，巩固一个党，发展一个党，需要理想，需要主义，也还需要经费。富于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人，争论了很长时间才承认了这个现实。

留在汪精卫背肋骨的那颗子弹最后成为他致命的创伤。1944年11月10日，他因枪伤复发死于日本。他在中国现代史中以刺客开始，以被刺告终。以杀身成仁的著名义士开始，以摇尾乞怜的头号汉奸告终。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言者姓名，你敢相信这是孙中山说的吗？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中无一名共产党人。

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交汇吗？

孙中山和毛泽东，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