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最具影响力的乌托邦作品当数爱德华·贝拉米1888年出版的《回溯过去》。它与《汤姆叔叔的小屋》和《宾虚》一样，成为世纪之交最受欢迎的书。

紧随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之后，还有两部同类作品，分别是修道士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德国人文主义者安德里亚的《基督城》

《旧约全书》中的历史哲学观念认为，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

人类会在历史的长河中成长和发展，并最终会实现他们所有的潜能。

写作是场可怕的、令人疲惫不堪的挣扎，就像很长一段时间得了令身心痛苦的病症。

“群众不是人。”他轻率地说，“到二〇五〇年，很可能还要早一点，所有旧话中真正的知识都将消失，过去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将被消灭。乔叟、莎士比亚、弥尔顿、拜伦——他们的作品只会以新话版本存在，不只是变成了不一样的东西，而且实际上变成了跟以前意义相反的东西。甚至党的文献也会改变，连标语也会。在自由的概念已经被取消后，怎么会有‘自由即奴役’这种标语？整个思想氛围将不一样了。照我们现在看来，实际上将不再有思想了。正统意味着不去想——不需要去想，正统就是无意识。”

或早或晚，塞姆会被蒸发掉，温斯顿忽然想到这一点并对此深信不疑。他太聪明了，他看得太明白，说得太露骨。党不喜欢这种人，总有一天他会失踪，这明明白白写[...]

“你难道看不出新话的唯一目标就是窄化思想范围吗？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让思想罪变得完全不可能再犯，因为没有单词可以表达它。每种必要的概念将被一个单词精确地表达出来，这个单词的意义有严格规定，其他次要意义将被消除，然后被忘掉。在第十一版里，我们离这个目标已经不远了，但是这个过程在你我死后仍会继续进行。年复一年，词汇量继续越来越小，意识的范围越来越窄。当然，即使是现在，也没什么理由或者借口去犯思想罪。这是个自律和现实控制的问题。但是到了最后，就连这点也没必要。语言变得完美时，革命就算完成了，新话就是英社，英社就是新话。”他以一种神秘的满足感又说，“温斯顿，你有没有想到过，最迟到二〇五〇年，没有一个活着[...]

“第十一版是定本，”他说，“我们正在让语言最终定型——是人们不再说其他语言时的定型语言。等到我们完成后，像你这种人就必须重新学习一遍。我敢说，你以为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创造新词，可是根本不不沾边！我们在消灭单词——几十个几百个地消灭，每天都在消灭。我们把语言剔得只剩骨头。二〇五〇年前会变得过时的单词，第十一版里一个也不收。”

他那双嘲弄的眼睛在温斯顿的脸上扫来扫去。“我了解你，”那双眼睛似乎在说，“我看透了你，我很清楚你为什么没去看绞死俘虏。”从思维上说，塞姆正统到了恶毒的程度，会以幸灾乐祸的满足感谈论直升飞机对敌方村庄的袭击和思想犯被审讯招供及在仁爱部的地下室里被处决之类的事，让人听得不舒服。跟他谈话时，主要就是把他从这些话题上岔开，然后有可能的话，用一些新话的技术性细节缠住他——他在这方面意见权威，说起来头头是道。温斯顿把头转开一点，以避开那双黑眼睛的审视。

他又扫了一眼坐在对面小隔间里的那位竞争者，似乎有什么让他很肯定地知道狄洛森正在忙碌的工作跟他的一样。无法查明最后会用谁的工作成果，不过他确信无疑会是他的。奥吉维同志，一小时前还未被想象出来，现在已是实有其人。温斯顿突然想到，死人可以被创造出来，活人却不行，这称得上是一桩奇事。奥吉维同志，现实中从未存在过，如今却存在于过去。一旦伪造行为被忘掉后，他能像查理曼大帝或恺撒大帝那样实实在在地存在，而且有同样的证据可以证明。

气力输送管通向的看不见的迷宫那里发生着什么，他并不清楚，但的确大体上知道。在把对某一期《泰晤士报》需要做的所有改正件集中到一起并做过比较后，那一期将被重印，原来那期则会被销毁，改正过的报纸被放回原来那期所在的档案。这种一刻不停的篡改步骤不仅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相片——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每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或文件。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

他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然而他在梦中明白，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母亲和妹妹的生命是为了他而牺牲的。有这样一种梦，在保留典型梦境的同时，人的思维活动仍继续进行。梦里会意识到一些事实及想法，醒后觉得那些事实及想法似乎依然新颖而且珍贵，这个梦就是这样。这时，温斯顿突然想到，他母亲在差不多三十年前的死是悲剧，令人悲痛，如今这种死法已经不可能。他意识到悲剧只属于遥远的旧时代，在那个时代，仍然存在隐私权、爱和友谊，家人之间互相扶持，不用问为什么。想起母亲令他心如刀绞，因为她至死都爱他，而他当时年龄太小，太自私，不懂得以爱回报爱，而且不知何故——他不记得为什么——她为一种忠诚的概念而牺牲，那种忠诚属于个人，不可改[...]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二角五分钱的硬币，上面以小而清晰的字母压铸着同样的标语。硬币的另一面是老大哥的头像，即使在硬币上，那双眼睛也紧盯着你。硬币上，邮票上，书本封面上，旗帜上，还有烟盒包装上——无所不在。总是那双眼睛在盯着你，还有那声音在包围着你。不管睡觉还是醒着，工作还是吃饭，室内还是室外，洗澡还是在床上——无处可逃。除了头颅之内的几立方厘米，一切都不属于你自己。

他想，养那样的孩子，那个可怜的女人过的一定是提心吊胆的生活。再过一两年，他们会日夜监视她，以图发现任何异端思想的征兆。如今，几乎所有孩子都是可怕的。最糟糕的是通过侦察队这种组织，他们被系统化改造成无法管教的小野人，然而又不会在他们身上产生对党的纪律的反抗倾向。恰恰相反，他们崇拜党以及与党有关的一切。唱歌，列队前进，打旗帜，远足，拿木头步枪操练，喊口号，崇拜老大哥——对他们来说，都属于光荣之事。他们所有的残暴都是对外的，针对国家的敌人、外国人、叛国者、破坏分子、思想犯等。年过三十的人会害怕自己的孩子，这几乎已经变成一种普遍现象。很合理的是，《泰晤士报》几乎每星期都会登出一篇文章，关于某个偷听别人[...]

一个漂亮却面目冷酷的九岁男孩从桌子后面跳出来，手持一把玩具自动手枪向温斯顿比画着，比他小两岁左右的妹妹也拿一块木头做着同样的动作。他们两个都穿着灰衬衫、蓝短裤，戴着红领巾。那是侦察队的制服。温斯顿把手举过头顶，然而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男孩的动作恶狠狠的，感觉不完全是闹着玩。

“你这个卖国贼！”男孩大叫道，“你这个思想犯！你这个欧亚国的间谍！我要毙了你！我要蒸发你！我要把你送到盐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