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势已去，进步党锐不可当。以熊希龄为总理（兼财政总长），外交总长孙宝琦、内务总长朱启钤、交通总长周自齐、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的“一流人才内阁”华丽亮相。

这帮学者型官员全是社会名流，无可指摘，但袁世凯更看重的是他们进步党党员的身份。

很快，国会拟定了宪法中的一章——《总统选举法》，以便先选总统。

三天后，参众两院七百五十九名议员走入会场，举行总统大选。

最高领导人的任命，在这片土地上终于实现了竞选而不是竞猜。

根据游戏设定，无记名投票共分三轮。

但也有可能指袁世凯，至少国民党是这么理解的。

作为北京市市长，王治馨的话极具杀伤力，且捕风捉影的事，袁世凯又不好站出来辩解，非常恼火。

不久，王治馨贪污案发，袁世凯公报私仇，重判其死刑。

赵秉钧自知闯祸，赶紧递了辞呈，袁世凯和国会都爽快地批了，而命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一职。

相位不宜久悬，七零八碎的内阁也到了重组的关头。

辞去了总理之职的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

对一般疆吏而言，直督意味着荣誉和信任，但以总理之尊改迁于此，只能是失势的标志。

毁宋一事，自作主张的赵秉钧已经深深地伤害了袁世凯。现在嫌疑洗不清，自己担着就是了，可他又派心腹王治馨（时任顺天府尹）去参加国民党本部在北京召开的宋教仁追悼大会，当着一千多人的面理直气壮道：“现在有人要杀宋先生，但绝不是赵总理！赵总理不能对此事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含沙射影的对象可能是陈其美，因为当时对陈的质疑一度甚嚣尘上，梁启超在给女儿的家信中甚至直言“真主使者，陈其美也”。

刚在日本落脚的孙文听说后，痛定思痛，认为所有的噩梦都是从同盟会被改组为国民党开始的。混进来的四个党目无尊长，良莠不齐，污染了组织，破坏了纪律，必须加以改造。

他以不容置喙的口吻告诫全党同志：“革命党不能群龙无首，必须对唯一的领袖绝对服从。”

紧接着，将党员分为首义、协助和普通三级，新人入党时必须按手印发誓。

黄兴、汪精卫、李烈钧、柏文蔚、蔡元培和吴稚晖等元老纷纷大摇其头，敬而远之，只剩陈其美、戴季陶和居正几个不离不弃。

计划中的“三次革命”从此遥遥无期。

北京。

虽说二次革命的惨败让国民党一蹶不振，但毕竟还占据着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不可等闲视之。

因此，袁世凯一面命梁启超以共和党为基础，兼并数党后扩大为进步党，一面对国民党恩威并施，分化瓦解。

利诱之下，士气低迷的国民党议员有的改投进步党，有的坐等袁世凯来买他们的选票。一时间，报纸上满载国民党人的退党声明，进步党趁势拿下了参众两院的议长之席。

袁世凯宜将剩勇追穷寇，对“孙黄乱党”发出通缉令，罪名除煽动叛乱外还有贪赃枉法，说查账后发现孙文一里铁路都没修，却挥霍挪用了大笔公款。

长江以南被袁世凯全盘接收，各省都督均换上了自己人（湖南汤芗铭、安徽倪嗣冲、江苏冯国璋、广东龙济光），中央政府的威望臻于极点。

列强相继表态：只要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即给予中华民国外交承认。

选票长啥样

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制宪在先，其次才由国会根据宪法来选总统。

制宪是个漫长的过程，而袁世凯想赶在本年的双十节（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于是，在他授意下，黎元洪联合十九省都督发表通电，建议先选总统再定宪法。

黄兴给陈其美打电话，答称：“明天有两车钞票运到。”结果第二天一查验，全是已经倒闭的信成银行的废钞。

程德全不快道：“讨袁我和诸君立场一致，但拿废票采购军需，坑的可是百姓。害民的事，我决不做！”

看似浩然正气，实则明哲保身。

南方议论未定，北军兵已南下，相继攻克安徽和江西，气得柏文蔚痛骂黄兴“一将无能，千军受累”。

不久，张勋带着还乡团杀回南京，虚张声势的二次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全线溃败，孙、黄再次流亡日本。

黄兴虽不在此列，但对贸然举事也很动摇。因为他认同《纽约时报》的说法，清楚所谓的“天下云集响应”只是表象：

当前的所谓反抗，与其说是人民对北京政府不满的起义，不如说是失意政客和干禄之徒想自行上台的一种努力。内战不可能持续太久，其结果是袁世凯作为中国的统治者，地位将更加稳固。

黄兴举棋不定，气得陈其美诬赖他收了袁世凯的钱。

两人一理论，陈其美祭出激将法，要他以游说程德全出兵来自证清白。

性情刚烈的黄兴当即赶赴江苏都督府，“扑通”一声给程德全跪下，求他发兵。

程督不紧不慢道：“我不是不同意北伐，但出兵要饷要械，总而言之，要钱。”

为了逼南方首先发难，袁世凯以中央政府的名义免去了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而命黎元洪兼任。

不久，又令胡汉民为西藏宣慰使、柏文蔚为陕甘筹边使，果然激起反弹。

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之名发表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安徽、广东、湖南和上海等地陆续呼应，声势浩大，颇有重现辛亥年之局面的架势，史称“二次革命”。

其实，由于兼并了其他几个党，比起同盟会来国民党的纯洁性已大打折扣。即便是许多老同志，心态也发生了转变，以革命功臣自居，汲汲于仕途名利。

孙文同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谭延闿联名通电，反对违法借款。

袁世凯怒了。

中华民国好不容易得到巴西和古巴等寥寥数国的外交承认，孙文又来败坏政府的国际声誉，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对梁士诒道：“我算是看透了，孙文、黄兴除了捣乱没别的本事，左是捣乱，右是捣乱。他们要敢另立政府，我即刻派兵讨伐。”

作为反击，直隶都督冯国璋、河南都督张镇芳、山东都督周自齐、陕西都督张凤翙以及山西都督阎锡山等联电指责孙、黄“以宋案牵诬政府，以借款冀逞阴谋”。

段祺瑞神色自若，岿然不动，等国民党闹够了，才淡淡道：“借款一案，请国会追认。”

意即覆水难收，已成定局，请你们批准是给你们面子。

议员们又七嘴八舌地质问起来，段祺瑞始终只有这一句回答。

参议院的情况也一样，稍好些的是袁世凯亲自给议长张继（国民党籍）写了封信，语重心长道：“国家需款孔急，不能再事拖延。”

国民党本部召集两院议员商议，认为合同既已签字，袁世凯势必蛮干到底，国会的否决完全无济于事，还有损《临时约法》的权威。

既然秀才解决不了，就交给兵吧。

由于列强坚持认为中国仍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政府信用等级偏低，故定了个奇高无比的利息，算下来到手的钱只有三分之一。

消息传出，舆论鼎沸，国民党更是一副国亡无日的表情，对袁世凯不经国会批准就擅自签订借款合同这一悍然践踏《临时约法》的行为捶胸顿足。

孙文给五国银行写信拆台，众议院则命内阁派人过来回答质询。

龙潭虎穴，谁敢去闯？最后还是陆军总长段祺瑞出马。

国民党籍的议员一见到段，登时血气上涌，有跳到凳子上大骂赵秉钧的，有拍着桌子高喊打倒袁世凯的，甚至还有朝段祺瑞扔墨盒的。

共和党的议员则默不作声，静观场面失控。

不过不打紧，国会已经开幕，宋教仁留下的政治遗产可以帮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

首战便是“善后大借款”。

所谓善后，即收拾清朝留下的烂摊子——各种外债加赔款共计一千二百万英镑。

政府不但没钱，还等米下锅，只好再举新债，结果唐内阁时的首轮融资即在同盟会一片“丧权辱国”的唾骂声中偃旗息鼓。

可民国百废待兴，总不能宣告政府破产吧？于是，暗地里的谈判从来没有停止过，直至同五国银行团（美国主动退出）达成了总计两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

第十四章 专制之上，还有天命

二次革命

孙文迅速回国，准备武力讨袁。

黄兴以下全部反对，认为司法程序已经启动，当诉诸法律。

孙文怒道：“总统指使暗杀，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陈其美附议。

国民党此时的地盘只有江西、安徽和广东三省（湖南都督谭延闿虽加入国民党，但奉行自治）。结果，当孙文电令三省都督宣布独立时，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均不买账，气得孙大炮逢人就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

当然大家心知肚明，即使有，也绝非袁世凯的敌手。

会有多少人反躬自问，自己是否压制了他人的创造力，而首先是压制了自己青春时期的梦想和创造力？自己是否在热闹的人生和中国社会里变异为真实的“孤家寡人”？这样的话大导演王兵也曾对我表述过，王兵先生曾经沉痛地说，努力吧，我们总不能像那些人一样，变成年轻人最为厌恶仇恨的那种中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