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委纵队在末日已渡江完毕，三军团7号上午可渡毕，五军团在皎西以南任掩护，定于8号下午渡江，敌人8号晚有到皎西的可能。我一军团务必不顾疲劳，于7号兼程赶到皎平渡，8号黄昏前渡江完毕，否则有被隔断的危险。

敌人已经围追上来。动作稍慢会被隔断。一军团立即放弃龙街渡，向皎平渡方向挺进。5日黄昏至6日清晨，一夜之间翻山越岭，48次越过急流，急行军120公里，终于赶到皎平渡。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一直站在江北一个崖洞里，等待着有被隔

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

当时红一军团前锋直指昆明。当时滇军主力全部调入川黔，昆明城只有一些团防及警卫部队，龙云十分恐慌。蒋通过空军侦察发现红军在昆明附近又调头北上，与幕僚研究后，判定红军是声东击西，真正企图是强渡金沙江无疑。便令增援昆明的薛岳调头向北，在电令中有“同仇敌忾，灭此朝食”之语。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布置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6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

于是就说，接班人选错了。

蒋介石也常以“总理唯一的接班人”自居。原因据说是孙中山临终时口中直呼“介石”；情之深切，意之难舍，痛于言表。

可惜此说来自蒋介石自己修订的《蒋公介石年谱初稿》。

1935年底他在北山对游击队员们讲的

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毅那颗坦荡的心。后来谈起陈毅今后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对陈毅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后来真的成了“哪里也不用去”。86000主力红军长征出发了，陈毅却留下来坚持最困难最危险的根据地斗争。

遵义会议后，陈毅才成为中央苏区军分会委员之一。这一次是毛泽东使他重新上台。

重新上台也是受命于危难。

龚楚的叛变使北山游击队损失严重，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他带着两个警卫员昼伏夜行十几天，下瓢泼大雨也行进不停。劳累加淋雨，陈毅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药，就打来一盆山泉水，自己挤伤口的脓血，还叫警卫员帮忙。警卫员挤一下他的全身就触电一般颤抖，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实在不忍心再用劲[...]

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三个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了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

贺敏学第一个跳起来，举枪边打边往外冲。他身中三弹，硬是翻滚下山，冲出包围。其余的只有八九个人带伤冲出会场。五十多名游击队员和干部当场牺牲。特委机关后方主任何长林也是个软骨头，一看大势不好，未及走脱被捕，马上叛变。

这就是长征留下来的部队突围到赣粤边后，损失最大、性质最严重的“北山事件”。

龚楚没有抓到项英、陈毅不甘心。他熟悉红军活动的规律，布置军队日夜搜查，通往各地的大小道路都被严密封锁，连在一些大山和羊肠小道上也设置了暗哨、密探。何长林则把与游击队发生过关系的群众统统指出来，很多人被敌人杀害。

1935年10月，龚楚引导国民党三个师向湘南游击区发动进攻，使湘粤赣游击支队受到严重损失，方维夏壮[...]

孔荷宠是湖南平江人，参加过湘军，1926年入党，先是搞农民运动，后组织农民武装，任游击队大队长、湘赣边游击纵队司令。参加平江起义后任红五军第一纵队队长，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红十六军军长，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出任湘鄂赣边区总指挥兼红十六军军长。1932年因犯盲动主义错误受到朱德批评，被撤销职务，入红军大学学习。1933年调中央动员部工作。1934年7月利用去外地巡视工作之机叛逃。

叛逃后他供出了湘鄂赣边区中共、红军和苏维埃政权组织情况，帮助国民党军制订“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计划，特别是他提供的中央机关在瑞金驻地，为国民党空军轰炸提供了准确情报。后来他被委为“特别[...]

那个年代令听者，说者，都很感慨。

当时的回答没有今天这么复杂。只须：怕，或是：不怕。

虽很简单，却很严酷。确是一句顶一万句。

这是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把生命和热血留给自己还是交给党的抉择。

生命只有一次。生活多么美好。还有什么比生死考验更大的考验呢？

共产党人的队伍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动摇与叛变。

一次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一次就是1934年红军长征。

“四一二”“清党”，“宁可错杀，不可错放”，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夏明翰、陈乔年、张太雷等多名领导人相继遇害。严酷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被打散，党员同党组织失去联系[...]

造就大英雄的时代，即是产生大叛徒的时代。有多少至死不渝的忠诚，就有多少鲜廉寡耻的叛卖。将领与将领的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陈毅向真理低头，却从不向困难低头。孔荷宠没有龚楚幸运，却幸运地早早结束了吞噬灵魂的痛苦。

9月10日凌晨，万籁俱寂。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

杨尚昆回忆三军团受命于凌晨2时出发。前敌指挥部作战室墙上有一张地图掉在地上，叶剑英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剑英则回忆说，“我预先曾派了一个小参谋叫吕继熙（后改名吕黎平），把甘肃全图拿来。我把它藏在我床底下的藤箱子里。我起来后，把大衣一穿，从床底下把地图拿出来，就往外走。我先到萧向荣那里，他也刚起来。我告诉他，赶紧把地图藏起来，并说，这张地图你可千万要保管好，不要丢了，这可是要命的东西。当时，全军只有一份甘肃地图。我交地图给他的时候，离两点还有五分钟。”

10日凌晨，前敌总指挥部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急电张国焘。张国焘于凌晨4时[...]

第二个是1935年9月9日，毛泽东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1927年的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1935年的9月9日则是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工农红军不是因敌人包围、而是因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可能。在红军总部的朱德后来也回忆道，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少坎坷，多少困难，但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

中共中央决定与四方面军分离，紧急北上。

到了9月9日。

中共中央将要与张国焘在战略行动上分离的9月9日。

一方面军将要和四方面军分离的9月9日。

中国工农红军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以来将出现第一次大分裂的9月9日。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丹、青交通（界）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但一切都难以挽回了。

同日24时，张国焘复电徐、陈并转中央，坚持南下：“南下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

1935年9月发生在阿坝、班佑、巴西地区的事件，也是如此。

从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藩将所率人员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令处置。”

同一天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中政局正考虑是否南进。毛、张皆言只有南进便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意北进便有出路；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若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决执行。”

张国焘回电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右路军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

徐向前、陈昌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