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

那些画表面总是一个完美无瑕的现实主义世界，而背后呢，就像是舞台背景的那块破布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某种神秘的或者抽象的东西。

她时刻感受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想要摔倒的渴望，她活在一种时刻发晕的状态之中。

发晕，并非害怕摔下来，而是另一回事。是我们身下那片空虚里发出的声音，它在引诱我们，迷惑我们；是往下跳的渴望，我们往往为之而后怕，拼命去抗拒这种渴望。

对托马斯来说，她的嫉妒可不是什么诺贝尔奖，而是一种负担，直到他临死前一两年才得以摆脱。

因此我们不能指责小说，说被这些神秘的偶然巧合所迷惑（例如，沃伦斯基、安娜、站台和死亡的巧合，贝多芬、托马斯、特蕾莎和白兰地的巧合），但我们有理由责备人类因为对这些偶然巧合视而不见而剥夺了生命的美丽。

人就是根据美的法则在谱写生命乐章，直至深深的绝望时刻的到来，然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人生如同谱写乐章。人在美感的引导下，把偶然的事件（贝多芬的一首乐曲、车站的一次死亡）变成一个主题，然后记录在生命的乐章中。犹如作曲家谱写奏鸣曲的主旋律，人生的主题也在反复出现、重演、修正、延展。

我们每天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偶然性，确切地说，是人、事之间的偶然相遇，我们称之为巧合。两件预料不到的事出现在同一时刻，就叫巧合。

偶然性往往具有这般魔力，而必然性则不然。为了这一份难以忘怀的爱情，偶然的巧合必须在最初的一刻便一起降临，如同小鸟儿一齐飞落在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肩头。

但是，如果一件事取决于一系列的偶然，难道不正说明了它非同寻常而且意味深长？

在我们看来只有偶然的巧合才可以表达一种信息。凡是必然发生的事，凡是期盼得到、每日重复的事，都悄无声息。惟有偶然的巧合才会言说，人们试图从中读出某种含义，就像吉卜赛人凭借玻璃杯底咖啡渣的形状来作出预言。

然而书虽然让特蕾莎有别于其他的女孩，但是却让她过于陈腐。当然，她太年轻了，在她身上不可能看到任何陈腐之气。当那些年轻人带着震天响的收音机在她周围溜达，她觉得他们实在是傻。她并不知道他们这是在赶时髦。

如果说现在的她寡廉鲜耻，那的确是因为她已经彻头彻尾成了一个不知羞耻的人，仿佛要通过自己的厚颜无耻，以庄严的一笔勾销过去的生活，高声宣告，她曾过于看重的青春和美貌实在是一钱不值。

特蕾莎也许确实应该为母亲的命运负责：她，是一个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一个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荒诞的结合的产物。正是从这一被叫作特蕾莎的命定的一刻起，开始了母亲马拉松式的不幸人生。

最具男子气概的男人变成了最伤心的男人。过度悲伤使他对一切都无所谓，他不分场合到处乱说，想什么就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