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统治22年零5天，三次上台三次下野，可谓“三上三下”，回回依靠枪杆起死回生。第一次下野是1927年8月14日，因为国民党内各派系的争夺权位；但不到5个月便被请回来上台。第二次下野是1931年12月15日，因为“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被占和“剿共”不力，仅44天就重返南京中枢。下野成为蒋介石的一种聚集力量的策略。枪杆子在手，自会有人来请。结果每一次上台都比原来的实力更加强大，手段更加老辣。国民党把能够把蒋赶走的时间越来越短。越来越离不开这个非同寻常的人物。但毛泽东让他第三次下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南京总[...]

就如列宁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是孙中山而不是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样，斯大林在中国革命中首先看好的人物也是蒋介石而非毛泽东。斯大林曾对蒋介石给以长久的信任。开始说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后，仅把对蒋介石的认识由“左派”调整为“中派”；蒋介石的反苏反共面目已经十分明显了，也只承认其是“中间偏右”。最后大家都公认蒋介石是右派了，斯大林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右派，右派中有能干的人，他们领导军队反对帝国主义。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直至“四一二”事变之前，还把一张有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了蒋介石。

真正教会他认识枪杆子的，是蒋介石。一个1926年的“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一个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事变，蒋介石在共产党人面前把枪杆子的威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毛泽东后来描述说，大革命失败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7年以后，毛泽东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从主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的毛泽东到主张暴力革命的毛泽东，其间经历了怎样由实践支撑的思想历程。

毛泽东对枪杆子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他最初并不赞成暴力革命。倾向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受“五四”运动影响，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第一期《创刊宣言》上，即针对“打倒强权”提出了一番颇为温情的理论：（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误谬与不幸，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遗害他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力。欧洲的“同盟”、“协约”战争，我国的“南”、“北”战争，都是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5日，斯大林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为此还作出了向广州派遣200人的教官团和提供50万卢布的决定。但让谁去“组建可靠的部队”？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斯大林语焉不详。5月13日斯大林讲了另一段话：“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所以5月5日的决定很快不了了之，转而实行大力加强对“国民党将领”提供军事援助的方针，令共产党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保持领导”。

他又非常注重中国的传统、习惯和礼节。他的房间不挂列宁像，只挂孙中山像。凡与他接触的人，都对他的非凡气质和征服听众的能力长久不忘。他协调不同派系的能力极强。只要他在，广州的各种势力基本都能相安无事。各派的人有事情都愿意找他商量解决，他也总能提出恰如其分的办法，让人满意而去。时间一长，他的住地便自然形成一个人来人往的中心，李宗仁回忆说，当时人们都以在鲍公馆一坐为荣。鲍罗廷给广州带来了一股清新空气。他的风格深深感染了周围听众。他的名声传遍了远东地区。革命者称他为广州的“列宁”。上海租界则说他是“红色首都”的“红色猛兽”。西方评论家则说他正在广东重复俄国革命的历史。

见过鲍罗廷的人都对他印象深刻。他目光敏锐，思想深刻，而且极富个人吸引力。他讲话时手不离烟斗，对任何事物都极其敏感，不管面对什么样的记者，都能以自己的远见卓识将他们征服。只要他一出现，就能控制住在场的人，成为他们的中心。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回忆说，鲍罗廷能够看到局部现象的历史意义，能够从一系列广泛的、相互交错关联的事件中综合出局势的发展趋向，而别人在这些事件面前却只能感到眼花缭乱。

格鲁森伯格就是鲍罗廷。鲍罗廷是苏联驻华代表加拉罕介绍给孙中山的。孙中山说，他见过的共产国际人员中，印象最深、最为钦佩的人物，就是鲍罗廷。他称鲍罗廷为“无与伦比的人”。

鲍罗廷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他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待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他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廷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

第七章 突破

白崇禧、陈济棠皆对红军行动了若指掌。对李汉魂微妙不言的指责，尽在“保境安民”四个字。杨永泰提出的方向别说蒋介石，连红军自己也未意识到。掩盖了48年的隐秘，仍在《难忘的岁月》中维持岁月的尘封。

一、国民党不缺智商

1984年，一位叫陈树柏的美籍华人回大陆讲学和筹备办学。9月，邓小平在北京接见了他，说：“令尊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老一辈的人至今还在怀念他。”

陈树柏之父，即当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邓小平这一评价在海外引起震动。

陈济棠当年独揽广东军政大权，进行封建割据，保持广东半独立局面达8年之久，被人称作“南天王”。而且红军长征路上，第一道封锁线和第二道封锁线的“围堵”主角，都是[...]

第六章 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的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一、外国的月亮圆（二）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

调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万，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

准备的时间最足。1933年5月，蒋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

第五章 崛起

中国是一块肥肉。为了吞下这块肥肉，昭和军阀的皮靴连续踏过三位首相。田中义一参加甲午战争时，河本大作还在穿开裆裤。张作霖爱国家，但更爱张家。吞下万斛泪水的石原流出鳄鱼的眼泪。即使政府首相，也只是军队的司务长。

一、来自海军中尉的刺杀

1932年，日本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再次获胜。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定》：“上海至苏州、昆山地区中国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但日军可在上述地区驻‘若干’军队。”

日本政府签署的这些条件，根本不能满足军部正在崛起的一伙少壮军阀的胃口。

10天以后，5月15日下午5点30分，东京。海军中尉三上卓带领黑岩勇、山岸宏等海军青年军官，[...]

苍凉的唱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

1910年秋，毛泽东在《盛世危言》的影响下，决定外出求学。临行前抄写了日本“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夹在账簿里，留给父亲：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们的话内涵极大，够我们安静下来，思索品味一生。

这部动荡不已的历史，你可以说它不富足，不充裕，不美满，不宽容，不开放，不安宁；但你必定惊叹它的光荣与梦想，它的热血与献身；即使这里面同样淤集了丑恶与悲哀，隐藏着没落与衰败。

20世纪不是一泓平滑光洁的缓流。而是一段跌宕起伏得惊天动地的激流。奔腾不息的咆哮声至今回响在我们耳畔。如中国古代诗歌中博大苍凉的唱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泪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