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起她在现实世界里与母亲的关系，残雪很平淡地回答。

“也就是一般，一家九口人才几十块钱，她没时间管我们。”

一九五七年，残雪的父亲作为“《新湖南报》反党集团”头目被列为“极右”下放，她的母亲被遣送至衡山劳改。

她从小跟外祖母，一九五九年，全家九口人从报社迁至两间十平方米左右的小平房，自然灾害时，残雪和她的兄弟靠着外婆上山采的野菜和菌类保住性命，外婆因绝食和劳累死于水肿。

我所写的，就是这种矛盾的内心体验。它有点像诗，却又不是诗，它比诗离世俗还要近；它有点像哲理，却又不是哲理，因为它出自人的直觉，是一种排除了理性意识的写作；它表面上没有结构，不合逻辑，内部却有隐藏得很深的结构与逻辑，读者必须运用创造力去“闯入”，才能发现它。这种特殊的小说，有人将它称为“黑暗灵魂的舞蹈”，这种说法比较接近。

我记得我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对自己写下的句子十分厌倦，想要“摆脱”的欲望越来越强烈，这个时候，没有面貌，身份不明，处在有与无之间却又不知为什么给人强烈感觉的这个人物“王子光”就出现了。

问：这就是混沌中的第一个词吧。是从那一刻开始，属于残雪的黑夜的讲述就真正实现了吧。那也是你同所谓“现实”决裂的瞬间。你所做的，就是跨越鸿沟，模糊界限，让人想起人“本来”的样子。我很喜欢小说里这样的情节：齐婆为了防贼在门框上吊一大壶滚烫的开水，一开门，开水冲她倒下来，把她自己烫伤了。这不正是发生在语言世界里的事吗？小说里所有的事都令人回味无穷

所谓灵魂世界就是精神世界，它与人的肉体和世俗形成对称的图像。艺术家要表达的精神领域是沉睡了几万年的风景。人通过有点古怪的方式来发动原始的潜力，唤出那种风景。这种工作表面上看对于人类社会没有什么作用，因为它改变不了社会，但它却可以改变人，让人性变得高尚一点。

黄泥街无法证实，正同真理无法证实一样，只有人的幻想力是接近它的唯一途径。就因为这，我非常看重这篇处女作。第一人称我后来也用过，只是用得少，我更喜欢陌生化，对象化的方式，表演性更强。

答：《黄泥街》中的“我”寻找的是真理，一直寻到最后描述者才彻悟：真理正是溶解在荒谬中难以分离的东西，美也是溶解在强大的生命力所制造的丑陋之中，只有那创世者带来的第一束光（王子光）可以让黄泥街人伟大的灵魂于刹那间被照亮。黄泥街无法证实，正同真理无法证实一样，只有人的幻想力是接近它的唯一途径。就因为这，我非常看重这篇处女作。第一人称我后来也用过，只是用得少，我更喜欢陌生化，对象化的方式，表演性更强。

从地上修建通天塔。

问：与上面这个问题或许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黄泥街》中的叙述人“我”，扮演的是一个寻找者的角色，他（她）独立于、超然于那个荒诞的梦境，他（她）与其说是寻找黄泥街，不如说是审视它，粉碎它，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宁静和悠远的美感享受（这在小说的结尾的描写中显露出来）。第一人称的这种叙事特性，在你后来的小说中也不再出现（短篇《名人之死》或许可以算作一个例外），这是为什么呢？

美就是生命的形式（也包括其终极形式——死亡）。去掉了一切矫饰的、从“脏”当中诞生本身也很“脏”的生命，不论多么扭曲、怪诞，甚至恐怖，它始终以自己纯净的形式感体现着人类精神的奇迹。读残雪的文本，一定要破除传统的束缚，用一种辩证的、形而上的眼光来看待美与丑的对立与统一。我盼望读者能看到文本后面那描述者的眼光，那是超凡脱俗的眼光。在这种眼光里，脏与纯净、丑与漂亮的界限消融，从中升华出美的意境，生命的最高意境。只要读者有愿望、有耐心，残雪的世界是向每个人敞开的。这一点从残雪写作了十三年，仍然在国内外维持着一定的影响也可以得到说明吧。

我创作的语言中一个个的词没必要具备公认的意思，受到这种无意识的支配而创作的语言与其他人的语言完全不同。因此我想人们在阅读时，会得到一种极为奇妙的没看习惯的印象。

问：残雪女士的处女作是《黄泥街》。在中国有人将它作为一篇社会讽刺小说来评论。不用说这种看法也未尝不可。但是若仅从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太过于表面化了。我看了《苍老的浮云》及几篇中短篇小说之后，好不容易才能够看懂《黄泥街》的全文。看了它后深切感到，因为中国文学也是文学，所以残雪女士从处女作的阶段起，就在最深层的地方描写了（所有文学作品中）不能避开而过的问题。如果说所谓“问题”是什么？那就是“语言”，即“语言”的可疑性、暧昧性、不确切性。在残雪的世界中，语言是一个永远难以摸索得到的“东西”。人们随随便便地述说随随便便的事情，谁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为止是真实的，到什么地方为止是谎言。

答：不用说，我不是为在中国常说的“大众”而写作，我想象的读者是那种即便不曾说出口，但也曾经考虑过超越已有的“现实”的框框，或者至少曾经幻想过的人，或者是原本具有那种气质乃至情感的人。也可以说是对站立在历史的先端具有很强感受性的人。那样的人，如果读了我的作品，我想有可能受到很大的冲击，甚至会感受到痛苦吧！我在实际创作时，头脑里一片空白，几乎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将涌现出来的语言不加改变地进行排列。所以为读者而写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考虑。对于不具备像我这样有与“现实”对抗的品格的人来说，我的作品读起来会是一个非常难以进入的世界吧。

问：对于那些已经习惯看以往的太过于易懂的小说的读者来说，的确很难进入残雪小说的世界。小说中没有反复使用的善恶典型人物，没有已经定型的人物类型，没有习惯了的且喜爱的因果关系，也没有完全彻底的通俗性。我刚开始看残雪女士的小说时，最感吃惊的是，这人到底是面向谁写这样的作品的？残雪女士的语言所面向的对象不知道能否说是读者。不管他是残雪女士本人这一他者，还是更模糊不清的他人，语言所持的面向读者的立场与以往的小说不大相同。

问：在残雪女士的小说中，的确是几乎看不到老一套的表现方式。所有的与平凡相左（陈腐庸俗）的联想一一地隐藏在深处，出人意料。对喜爱这种描写方式的人来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魅力。

答：我的小说语言的组合既奇妙，词汇又少，任意地重复、冗长（笑）。这种与传统性的语言使用方法完全不同的风格，在中国文坛，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被接受。然而，我认为我终于摆脱了原有的语言的束缚，创作出了我自己的语言。之所以没有被中国的读者，评论家及其他作家接受，是因为传统文学的影响太强的缘故吧。

答：我开始写小说首先面临的最大问题恐怕可以说是语言问题。想要与周围世界对抗的天生的性格也可以说体现在语言的运用方面。之所以感到以往的小说不十分令人满意，是因为它们依赖了已有的语言表现。中国的古典文学推敲语言，以最少的文字表现了最深广的意思。其中一个个的文字具有被公认的明确的意思。一旦开始创作，我便想叛逆这样的语言。为什么一个个的文字必须具有公认的意思呢？实际上所谓“意思”难道不是可疑的吗？至少在无意识之中我如此感觉到。正因为如此，所以才想到设法创造出我自己的语言。我创作的语言中一个个的词没必要具备公认的意思，受到这种无意识的支配而创作的语言与其他人的语言完全不同。因此我想人们在阅读时，会得到一[...]

问：就这样任意地扣帽子，某人一旦被以某个语言指名，那么他的一生将突然完全改变。残雪女士经历过的，不只限于扣帽子的问题，也可以说那时是一个将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具有的不寻常的分量压在人们身上的时代吧。在“文革”后的各种不同的年轻作家中，将此种语言问题作为语言问题来写的人不一定多吧。残雪女士是从最初开始就竭尽全力为达到这一目标而写作的。描写政治性语言的可疑性、描写与政治不可分离的日常语言的可疑性、描写语言本身的不确切性。最近的小说，就“写作”这一工作本身而写的东西多起来了。我想，残雪女士的小说语言从最初起就强烈地具有高级语言的特征。关于小说的语言问题，你自己是怎样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