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常发生争吵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身份认同是由冲突和困境来定义的，而不是由共同之处来定义的。

分歧当然还是会存在，但不论哪个文明都必然存在内部分歧。事实上，文明可能正是由这些分歧所定义。要界定身份认同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列出共同的特征，但这是错误的。如果改为列出共同的冲突和困境，界定起来会容易得多。

当代世界大多数的不公正，并不是来自个人的偏见，而是来自大规模的结构性偏见

算法只需要学会辨别猿类在快乐、愤怒或恐惧下的生化模式，而不需要它自己感受到快乐、愤怒或恐惧。

政治家有种以为自己可以选的错觉，但真正重要的决定早就由经济学家、金融专家和商人在提出选项时就做完了。也就是说，是他们为政治家定下了选择的方向。

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

事情“可以做”并不意味着“必须做

毕竟，我们真正该保护的是人类，而不是工作。如果自动化让司机和医生变得无用武之地，就让他们找点儿别的事来做吧。

大脑会走捷径，会根据不完整的信息快速找出答案，而且大脑的回路也显得过时，整套机制适合的是过去的非洲大草原，而不是现在的都市丛林。这也就难怪，即便是优秀的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也会犯下愚蠢的错误。

人类有两种能力：身体能力和认知能力。

恐慌其实是一种傲慢，是自以为完全知道世界正在走向毁灭；困惑则是比较谦逊的态度，也就能看得比较清楚。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者还是很少将他们所谓的共通价值应用到非西方人民的身上。所以，荷兰人在自己的国土被纳粹残酷占领5年，于1945年重新站起来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军队横跨半个地球，希望重新占领前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尽管在1940年，荷兰人只战斗了4天就举手投降放弃独立地位，但为了压制印度尼西亚的独立，他们却鏖战了4年之久。这也就难怪全球许多民族解放运动所寄望的都是苏联和中国，而不是自诩为自由主义领导者的西方国家。

反抗的将不再是经济精英剥削人民，而是经济精英不再需要人民

特朗普警告美国选民，墨西哥人和中国人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墨西哥边境筑起一道墙。但他从来没有警告过选民，算法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应该在硅谷所在的加州边界筑起防火墙。

人类发明工具的时候很聪明，但使用工具的时候就没那么聪明了。单纯兴建大坝拦截河流并不难，但是要预测这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实在不容易。同样，只是改变我们意念流动的方向，比预测这对个人心理或社会系统有何影响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