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以及世族势力的式微

唐朝在四大制度建设上的最大贡献是推行科举制。

科举始创于隋，奠型于唐。政府通过定期考试来选拔官吏，考试的内容是研习儒家经典——有人计算过，它们的总字数在90万字左右。这种定期考试从公元605年（隋大业元年）开99lib.net始实行，到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为止，整整 实行了1300年，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科举制是对军爵制 的演进，从此，文武二士都拥有了公平地进人体制内的通道，不再成为反对的力 量。早在唐代，就有人发现『其中的奥秘，赵嘏曾赋诗曰：“太宗皇帝真长策，赚 得英雄尽白头。”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 定动作[...]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公元6世纪之后， 中国独享“世界时间”长达一千年之久。从13世纪开始，西方的进步声浪越来越响，到18世纪，“世界时间”的钟摆彻底离开了中国。直至我写作本书的2013年前后，中国与美国并称为G2，“世界时间”重新回来。

在千年鼎盛时期，唐朝无疑是其中最显赫的一个阶段。中国于公元589年重新统一，杨坚在长安建立隋朝。29年后，李渊代隋，创建唐朝。后人好以一字定义历朝，譬如暴秦、强汉、弱宋，唐朝是唯一被冠之以“盛”的。唐朝前后290余年，治国者在军政及经济政策上的创新颇有让人耳目一[...]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被远远地抛弃在外面。

第五讲 世民治国：最盛的王朝与最小的政府

法国年鉴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世界时间”的概念。按他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步并不均衡地发生在地球的每一个地方，相反，它只出现在少数的两到三个地方，这些地方所呈现的景象代表了那个时期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平， 在一张简化了的世界地图上，很多地点是无声无息的空白，它们完全地处在轰轰烈烈的历史之外。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应该警惕地寻找自己的方位，去判断自己到底是身处“世界时间”之中，还是置身事外，是与“世界时间”同步前行，还是被远远地抛弃在外面。

若将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放置于世界文明史中，我们或可以发现，两汉时期，“世界时间”确乎是在西方的罗马城和东方的西安、洛阳。[...]

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

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发生了微妙的目标性转移：前十余年的目标是复苏经济，解决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放纵民间，举凡有利于生产力提升的俱得到鼓励，即便突破了法律底线，亦受到容忍；自此之后，改革目标已转移为加强执政集团的领导能力，增强控制力以及在发展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于是，中央向地方收权，政府与民间争利，集权主义再度归来。1991年年底，年届60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 出任主管经济的副总理。朱镕基自大学毕业不久即进入国家计委，其后在石油工业部、国家经委、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上海市工作历练，熟悉宏观、产业、学术及地方经济各个环节，是一位罕见的实务及理论大[...]

邓小平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个称谓容易产生歧义，即发生于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经过精心设计、有长远规划的试验，然而，它实际上是一场且行且思、边做边改、“没有蓝图的改革”。一个不太为人所注意到的事实是，中国最高决策层在一开始仍然寄希望于“一五”计划的模式再现，即通过投资再搞一批“156工程”。1978年，邓小平委派谷牧遍访西欧列国，提出了120个从钢铁、石化到汽车的招商项目，他还亲自飞赴日本和新加坡做游说工作。但是这个计划很快就流产了，西欧人和日本人不像苏联人那样“无私”，中国脆弱的工业基础和虚弱的消费能力让他们畏而却步。在这样的背景下，决策层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改革与开[...]

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它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强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它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中共党内则以孙冶方为理论代表，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保持国营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投资的计划管理的条件下，给予企业在日常经营上的自主权。

当中国共产党决定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在地球上存在了六十年。这六十年间，各国共产党人摸索出了两种经济治理模式。

其一，斯大林—毛泽东式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模式。它取缔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忽视价值规律，强调国家对一切资源的控制，1949年到1976年，中国走的就是这条路，事实证明此路不通。

其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它尊重价值规律，试图在国有经济体系内建立一种基础于成本核算的价格体系，但是它不允许私有企业的存在，勃列日涅夫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及东欧各国搞的就是这一套，中共党内则以孙冶方为理论代表，他提出“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在保持国营经济体制和国家对投资的[...]

讲述至此，大家就知晓宋代的治理逻辑了：中央要防止地方作乱，就需控制兵权，要控制兵权就要养兵，要养兵就要增加财政收入，要增收就要壮大国有专营事业，壮大了国有事业，民间经济就势必受到挤压，同时造成权贵经济的泛滥。在大一统的治理模式之下，这似乎是一个无法打开的闭环逻辑。

自秦以后，严格意义上的“四民分业”就被扬弃了，不过它成了户籍制度的雏形，而匠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朝。

专业分工、子承父业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考工记》对齐国手工业作坊有很多记录，以丝绸为例，我国最早出现的丝织中心就在齐国首都临淄，当时，临淄生产的冰纨、绮绣、纯丽等高档丝织品，不仅齐国国内供给充分，还大量畅销周边各诸侯国，乃至“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齐地”。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一千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

无法确认统一到底是“目的本身”，还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不过他确定地认为：“大一统国家的成功崛起最终终结了‘乱世’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为“唯一延续至今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