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本身是无差别的。

对于劳动者来说，无论何时何地，等量的劳动都有同等的价值。精力和熟练度差不多的劳动者，其劳动时所牺牲的安乐、自由与幸福，必然是等量的；他所付出的劳动代价，决定了他所能购买的货物量。

人们在进行交换时，不管是用货币交换货物，还是用货物交换货物，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这些法则，决定了商品的相对价值和交换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价值”这个词有两个不同的意思，一个是物品的效用，一个是由于占有某物而获得的购买他种货物的能力。我们称前者为使用价值，后者为交换价值。使用价值很大的东西，不一定有交换价值；反过来，交换价值很大的东西，也不一定有使用价值。比如水，它虽然具有最大的用途，却不能用来购买任何物品，也不需要用任何物品来换取它。相反的，金钢钻虽然几乎没有使用价值，但是要想拥有它，却需要大量的其他货物。

君王拥有这样一种特权：用同样金额的新贬值币来偿还货币改铸前的欠款。现在，政府采取这一削减货币分量的措施，就是把这种特权推广到了国内其他的债务人身上。这一有利于债务人的措施，实际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利益，它对个人财产所产生的影响，有时甚至比公共大灾祸所能产生的还要大得多、普遍得多。

我相信这么一点：世界各国的君主都是贪婪而偏私的，他们欺骗臣民，次第削减货币最初所含金属的真实分量。

要毫无误差地称量金属，不但非常麻烦，而且极其困难。人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引出了铸币制度。铸币的两面都被盖住，有时就连边缘也会被盖住。刻印铸币时，金属的纯度和重量都得到了确定。从此，铸币就全都以个数来授受，从而免除了称重量的麻烦。

但我们发现，古代交换的评价标准，却往往是牲畜的头数。荷马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迪奥米德的铠甲仅仅值九头牛，格罗卡斯的铠甲却值一百头牛。”据说，作为商业交换媒介的物品，阿比西尼亚用盐、印度沿海某些地方用某种贝壳、弗吉尼亚用烟草、纽芬兰用干鱼丁、英国在西印度的殖民地用砂糖，其他若干个国家，则选用了兽皮或鞣皮。据我所知，苏格兰有个乡村，现今还在用铁钉作为媒介来购买麦酒和面包。

然而，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原因，金属最终成了所有的国家都决定使用的媒介。金属与其他任何货物相比都不逊色。它不易磨损，不仅具有很强的耐久性，还能全无损失地任意分割，而且分割之后还可以再熔回原形。金属的这种性质，是其他一切有耐久性的[...]

出现了分工之后，同样数量的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量，就能比过去多得多。其原因有三点：第一，劳动者因为专业而掌握了技巧；第二，免除了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所带来的时间损失；第三，随着简化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一个人能够做原本需要许多人才能完成的工作。

当劳动报酬充足时，普通人民就会受此鼓励而繁殖后代，并更加勤勉，就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会因为受奖励而加强一样。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进劳动者的体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美好希望，则会让他们工作得更加卖力。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劳动工资高，那么其劳动者也比低工资地区的劳动者更加活泼、勤勉、敏捷。

如果雇主有理性和人道，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该让他们适度地休息。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如果劳动者既能适度休息又能不断工作，那么他不仅能够长期保持健康，还能做出比其他人多的年工作量。

因此，根据所有时代的一切国民经验，我相信自由人的管理费用归根到底要低于奴隶的管理费用。

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大，其居民大多数也都是仆役、劳力和各类工人。如果大部分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就绝对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害。假如一国的大部分居民都处于贫困、悲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繁荣。

如果大部分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就绝对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害。假如一国的大部分居民都处于贫困、悲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繁荣。

总之，本书前四篇说明了国民的收入是如何构成的，以及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每年供应给国民消费的财富的性质。本书最后一篇，即第五篇，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第五篇中，我尽力说明这三点：第一，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是什么，其中的赋税来源，哪些部分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承担，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些特殊阶级或成员。第二，怎样募集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各种募集方法的利弊大概有哪些。第三，近代各国政府几乎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发行公债，原因是什么；这种债务会对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这种真实的财富产生什么影响。

在本书第四篇中，我将尽我所能地对这些不同的学说，以及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作出详细而明确的解释

人们为什么采用和规定了这些政策？这就是本书第三篇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