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试试拿这个问题去问一问卡夫卡或穆齐尔。而且真有人向穆齐尔问过这个问题。甚至一些非常有文化的人都批评他不是一位真正的小说家。瓦尔特·本雅明欣赏他的智慧但不欣赏他的艺术。爱德华·罗蒂提认为他的人物没有生命力，并劝他以普鲁斯特为学习榜样。他说，跟狄奥蒂姆相比，维尔迪兰夫人是多么生动、真实！确实，悠久的心理写实主义传统创立了几个几乎不可打破的程式：其一，必须为一个人物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包括他的外表、他的说话方式以及行为方式；其二，必须让人知道一个人物的过去，因为其中隐藏着他现时行为的所有动机；其三，人物必须具备完全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作者与他自身的想法必须消失，不去干扰读者，因为读者愿意相信幻觉，并[...]

而作为结果，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受到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处境的制约，而且这些处境使我们越来越变得人人相似。

生活是一个陷阱，这一点，人们早就知道了：人生下来，没有人问他愿不愿意；他被关进一个并非自己选择的身体之中，而且注定要死亡。相反，在以前，世界的空间总是提供着逃遁的可能性。一个士兵可以从军队逃出，在邻近的一个国家开始另一种生活。在我们这个世纪，突然间，世界在我们周围关上了门。将世界转变为陷阱的决定性事件大概是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史无前例地）被称为世界大战。这里的“世界”两字是假的，其实只涉及到欧洲，而且还不是全欧洲。但“世界”作为定语，雄辩地说明了一种恐怖感，因为必须面对一个事实：从此之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一件事都不再是区域性的了，所有的灾难都会涉及到全世界，而作为结果，我们越来越受到外界的制约[...]

这就是您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所说的，“小说不是作者的忏悔，而是对于陷入尘世陷阱的人生的探索”可在这里陷阱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是不是说，在“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中，小说要消失？要让欧洲坠入“对存在的遗忘”？只剩下写作癖无尽的空话，只剩下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我不知道。我只相信自己知道小说已无法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相处：假如它还想继续去发现尚未发现的，假如作为小说，它还想“进步”，那它只能逆着世界的进步而上。

小说的精神是延续性。每部作品都是对它之前作品的回应，每部作品都包含着小说以往的一切经验。但我们时代的精神只盯着时下的事情，这些事情那么有扩张力，占据那么广的空间，以至于将过去挤出了我们的视线，将时间简化为仅仅是现时的那一秒钟。一旦被包容到了这样一个体系之中，小说就不再是作品（即一种注定要持续、要将过去与将来相连的东西），而是现时的事件，跟别的事件一样，是一个没有明天的手势。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像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但在那些先于问题并排除问题的简单而快捷的回答的喧闹中，这一真理越来越让人无法听到。对我们的时代精神来说，或者安娜是对的，或者卡列宁是对的，而塞万提斯告诉我们的有关认知的困难性以及真理的不可把握性的古老智慧，在时代精神看来，是多余的、无用的。

同样的艺术品位，而且它们所认为重要的与次要的也处于同样的等级关系之中。在政治的多元化背后，隐藏着大众媒体这种共同的精神，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精神。这一精神，在我看来，与小说的精神相反。

是的，我认为如此，但可惜的是，小说也受到了简化的蛀虫的攻击。蛀虫不光简化了世界的意义，而且还简化了作品的意义。小说（正如一切文化）越来越落入各种媒体手中。作为地球历史一体化爪牙的媒体扩大并明晰了简化的过程；它们在全世界传播同样的可以被最多的人，被所有人，被全人类接受的简化物与俗套。而且不同的喉舌显示出不同的政治利益也无关紧要。在这一表面的不同后面，其实统治着一种共同的精神。只要随便翻阅一下美国或者欧洲的政治周刊，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从《时代》周刊到德国《明镜》周刊，它们都有着同样的生活观，具体体现为同样的目录次序，同样的栏目，同样的新闻形式，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同样的艺术品[...]

在狄德罗之后的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那里，遥远的视野消失了，就像被现代建筑遮住的风景。这些现代建筑是些社会机构：警察局、法庭、金融与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等等。巴尔扎克的时代不再具有塞万提斯或狄德罗那种乐呵呵的悠闲。他的时代已登上了被人称为历史的列车。上车容易下车难。然而，这趟列车还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它甚至还有些魅力。它向所有的乘客许诺，前方会有冒险，冒险中还能得到元帅的指挥棒。

这一“或者／或者”，实际意味着无法接受人类事件具有本质上的相对性，意味着无法面对最高审判官的缺席。正是由于做不到这一点，小说的智慧（不确定性的智慧）变得难以接受，难以理解。

人总是希望世界中善与恶是明确区分开的，因为人有一种天生的、不可遏制的欲望，那就是在理解之前就评判。宗教与意识形态就建立在这种欲望上。只有在把小说相对性、暧昧性的语言转化为它们独断的、教条的言论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小说，与之和解。它们要求必须有一个人是对的；或者安娜·卡列宁娜是一个心胸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或者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或者无辜的K是被不公正的法庭压垮的，或者在法庭的背后隐藏着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塞万提斯认为世界是暧昧的，需要面对的不是一个惟一的、绝对的真理，而是一大堆相互矛盾的相对真理（这些真理体现在一些被称为小说人物的想像的自我身上），所以人所拥有的、惟一可以确定的，是一种不确定性的智慧。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极大的力量。

笛卡尔认为思考的自我是一切的基础，从而可以单独地面对宇宙。这一态度，黑格尔有理由认为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态度。

一直统治着宇宙、为其划定各种价值的秩序、区分善与恶、为每件事物赋予意义的上帝，渐渐离开了他的位置。此时，堂吉诃德从家中出来，发现世界已变得认不出来了。在最高审判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突然显得具有某种可怕的暧昧性；惟一的、神圣的真理被分解为由人类分享的成百上千个相对真理。就这样，现代世界诞生了，作为它的映象和表现模式的小说，也随之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