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说明，原来的士绅道德是以科举功名作为载体的，一旦失去了这个载体，道德未免要陷入混乱。

仅仅靠大渠道的培养与灌输，传统国家要在农村社会构建意识形态的体系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在传统中国，忠孝节义这样的伦理观念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绝不仅仅靠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靠民间戏曲和小说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自觉不自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渗透下去的。自宋元以来，戏曲表演成为民间娱乐的一种主要形式（小说在民间主要是通过说书人来传播的，可以近似地归为曲艺领域），各个地方几乎都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戏曲剧种，在演化中相互融合，也不断分化。戏曲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呈现城乡一体化的趋向，各种专业戏班子几乎都要经过在乡村游动演戏的过程，从草台班子上升为专业戏班。

乡绅用以调解纠纷的论理工具，往往是浸透了儒家伦理的乡里道义。另一方面，这种做法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血亲复仇的发生，从而维护了政府的法律秩序，实际上，传统时代的法律统治是需要这种乡里调解程序来配合的。

定县的实验提供了一个农民的教育体系，通过平民教育改善农民的素质，重建农村的道德，进行品种改良、科学种田，组织合作社的事业；

庚子后的乱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都在稳步推行。

百忙中拨冗去了一次澳门。刚刚播出的电视片《澳门岁月》，说他是重申中国主权去了。当然，这么说自然也不能算错，朝廷大员进出澳门，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对此地的统治权，但是问题是人家葡萄牙那时并没有否认这一点，显然没有必要在禁烟禁得火急的时候去办这件并不急的事情。实际上，林则徐之所以忙里偷闲到澳门转一转，以他当时的心境，大概不可能是为了去向葡萄牙人重申一下中国在澳门的主权。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人的主权意识还很模糊，虽然知道我的地方该归我来管，但骨子里天下观还是时常作怪，总以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皇帝是天下的共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反正都可以说是咱家的地盘，蛮夷虽然有国，但都得听咱

国的民族资本大发展的机会。自清末新政以来的制度动力，终于在此时使上了力气，促进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状况趋于好转。在政治上，袁世凯扫平国民党之后，经过1年多的整顿，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虽然在政敌来看，政治独裁色彩加浓了很多，国会停摆，民主失踪，袁世凯的权力，几近于皇帝。但是政局却稳定下来，从新政延续下来的现代化变革，正在稳步进行，司法和文官制度改革，逐渐走向正规，至少规章已经定出来了。整个局面，用很多政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国是初定”。唯一的阴影，就是日本趁火打劫，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我们前面提到的任何一种农村改良和改革都不同，它无时无刻不伴随着暴力的冲突，武装的消灭和反消灭的过程，它与旧政权之间不存在任何妥协的余地。苏维埃的建立，首先要摧垮地方精英的武装，取而代之，然后扫荡旧的政权机关，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留用人员，因为县区两级的所有政府人员非死即逃，而乡村政权的人员不是随着地主民团武装的瓦解，就是被当成土豪劣绅或者走狗打倒了。

共产主义世界特有的运动模式——革命的理论，斗争的激情，再加上发动、引导（诱导），适当的经济利益和理想的完美模式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只要运动的潮涌起，即使再理智、再善于打小算盘的农民一旦被卷进“运动”的旋涡中，都会身不由己，从众性更强，狂热度在相互感染中升温，特别是会表现出超常的政治性，运动是一个政治剧场，下场的人都会进入另一种状态，正常的往往变得不正常了，所有的文化形态都会跟着变形，可剧场终有落幕的一日，一旦大幕拉上，一切还会恢复常态。

大革命，过场的都是大角色。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发挥得好与孬，都在改变着历史。

有时百姓的“不幸”，其实多半出自党人的想象

曾经做过鄂督的清朝大员陈夔龙后来感慨说，在事变之初，他曾提议派兵火速平乱，但中枢久拖不决，失去良机，事遂不可为。其实，朝廷火速不了，有武汉金库里的银子的功劳。

查一下湖南地方志，就可感到边远地区和农村并没有受到维新运动的波及。如《嘉乐县志》对咸丰年间太平军的活动记录极为详尽，而戊戌年的记载却未提及维新运动一字；《安乡县志》记有该县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门设站’；‘夏五月十三大风雨，屋多倾颓’；‘匪贼寇焚衙署，毁民居，县绅集民兵御杀之’，均无一件与维新运动有关。”维新运动搞得最红火的湖南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这也是难免的），所涉及的各方各面，大都一时与老百姓不相干，所以没有什么人会把维新变法当成“大事”。

晚清政治变局：枝强干弱的走向虽然中国封建时代中期以后，由于追求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政治格局上的强干弱枝，内重外轻就成为普遍的现象。但明清对这种趋向的强化还是令人瞩目。其特点是，在机构设置上，中央繁复而地方粗简；在权力分配上，中央权重而地方权轻。清代的督抚虽已从派出官员向地方行政官员转化，但作为一省或数省的最高长官，其属员却寥寥无几，办事只好依靠自家聘请的幕僚。其余像三司、学政道、府、县（州）各级地方官员，虽有僚佐属员，但却均嫌粗简，真正办事，还要借助非正式行政系统的“师爷”体系。至于权力分配就更是不平衡，所有称得上算个事儿的地方事务，无论军政、财政、民政、刑政统统要由中央来裁决决断，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