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父亲病逝。一九七八年，我从四川省第二监狱释放回京。母亲说，为了我的出狱，她找了许多关系，托了许多的人。现在要带我去拜见、面谢他们。在这些人当中，有三个老大姐：史良、雷洁琼、李文宜。我们母女先看李文宜，再看雷洁琼，最后去的是东总布胡同二十三号。在路上母亲告诉我，小陆已经去世。去世的情况非常意外：一九七六年周总理逝世，在外交部召开的追思会上，小陆谈到总理对他的关怀时，激动万分引发了心脏病而猝死的。我们与史良的会面是在一楼客厅。几十年未见，身着白衫青裤的她，略显老态，但依旧是仪态雍容。光泽的肌肤、白皙的面庞和清澈的目光，使人很难相信她已年逾七十。母亲把我朝史良的面前一推，说：“喏，这就是刚[...]

六月十四日晚，民盟举行中央小组会议。会上，史良作长篇发言。这个发言可以分作三段。第一段是她继续帮助党整风，给司法工作提意见。史良说：“关于司法，我认为的确这几年来成绩是巨大的，为人民作了很多事情，但缺点和错误是不容忽视的。审判机关历年来在‘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中，是错判了一些案件，可是，我常听见一些司法干部、甚至是一些较负责的党员干部说：‘我们的错判案件只有百分之几。’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自满情绪。诚然，错判案件在整个判案数中是只有百分之几，甚至是百分之一，但对被错判的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遭受冤屈和不幸了。我是拥护毛主席关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指示的，我看见很多地方是这样做了。但是我看到也[...]

父亲早被钦定为右派之首，自己却说“为右派分子所利用”。人家要求的和自己理解的，相距岂止十万八千里。上边看到父亲竟是那么地不长进，不识相，不知趣，决定对其加温，加压，加码。对一个民主人士而言，这个“温”“压”“码”暂时不能直接来自中共，而必须弯曲地通过民主党派内部去实施。实施的步骤从六月十四日的晚上开始——

正文

序

这本书是我对往事的片断回忆，但它不是完整的回忆录。

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许多人受到伤害和惊吓，毁掉了所有属于私人的文字记录，随之也抹去了对往事的真切记忆。于是，历史不但变得模糊不清，而且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被改写。这样的“记忆”就像手握沙子一样，很快从指缝里流掉。从前的人什么都相信，相信……后来突然又什么都不信了。何以如此？其中恐怕就有我们长期回避真实、拒绝真实的问题。

我这辈子，经历了天堂、地狱、人间三部曲，充其量不过是一场孤单的人生，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我拿起笔，也是在为自己寻找继续生存的理由和力量，拯救我即将[...]

中国传统表演艺术的传承，不是靠现代化、规范化、标准化的批量生产。它是古老作坊里师徒之间手把手、心对口、口对心的教习、传授、帮带和指点，属于个人化、个性化、个别化的教学方式。量小却质高。

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绚烂光泽与激情的生命，归于寂灭。在掩埋骨灰的同时，也掩埋了中国文化的一份精萃，断绝了艺术流延的一脉香烟。

艺人是保留习惯、习俗、习性、习气以及陋习，最多的一个群体。他们对生命快乐（或叫乐子）的沉酣和痴情，能够达到惊心动魄、死生以之的程度，而“有痴迷、钟情处，就有了人性的深，生命的深”。

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俗常享受几近挑剔的精致，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人性弱点与人类缺陷的宽容等等，既成为渗透于衣食住行的文化优越感，又是作为一个人的具体生存形态。

舞台上挥洒自如的马连良立刻变得六神无主。那种上也不是、下也不是、浮也不是、沉也不是的感觉，是致命的。不难想像他那一代艺人，要从以艺术为人生追求转变到以革命为人生目的，是多么艰难。他们可以像做戏一样摆出革命的面容给领导看，却不可能把骨子里的东西抠出来扔掉。

可谓天覆地载，孑然一身。一天，马连良看到是梅、王二人值班。便一瘸一拐地走到俩人跟前，提起裤腿。说：“你瞧，我的脚面那么肿。”俗话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意思是男人的脚肿和女人的头肿，都是在暗示人的“气数”将尽。

“东晋亡也再难寻个右军，西施去也绝不见甚佳人。”艺术，被政治收拾得干干净净。

啼鴂声干，天地无春。马连良的家被红卫兵洗劫一空，他多年收藏的古董、字画、以及所有的摆设、玩意儿都砸碎在地。刹那之间，以传统文化材料构筑的、既过于精神性也过于物质性的安乐世界，灰飞烟灭，不复存在。

难怪有个西方人讲：“创造和领导着文明的，历来就是少数知识贵族而不是群体。群体只有强大的破坏力。”

一个小提琴家曾说：“每人的心里都有两根琴弦，一根是天使的琴弦，一根是魔鬼的琴弦。

社会地位卑贱的艺人可吃苦，能受罪，但对体面式的尊严具有特别的敏感。梅兰芳的猝死，不就是为了保持体面、病重坚持独自如厕吗？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耻感文化，这一点在成了“角儿”的艺人身上是很突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