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的敌人是指农民和资产阶级。但实践过程中知识分子却成了最易被攻击的靶子，正和纳粹统治时期一样。安德列依·日丹诺夫恶毒攻击安娜·阿赫玛托娃——“一半是修女，一半是婊子，或者就是修女兼婊子，一边卖淫一边树贞节牌坊。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完全远离了人民大众”——反映了传统的斯大林主义者反知识分子的主题所在：宗教、娼妓、脱离人民大众。假如阿赫玛托娃是个犹太人的话，就像中欧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这幅讽刺画可能就会完成得更出色了。

各个国家陷入了一场针对内部人民展开的未宣战的长期斗争。像列宁一样，斯大林也懂得敌人的必要性，并且这成了走斯大林路线国家的一种逻辑：要不断发动针对敌人的斗争——永远地进行下去，但主要限于国内的敌人。捷克斯洛伐克司法部长斯蒂芬·拉伊斯在1952年6月11日捷克斯洛伐克法官会议上指出：

（法官们）必须……以苏联的法学为基础，依靠世界上最深思熟虑的、唯一正确并值得信赖的科学，并完全按照苏联法律的实践经验来行事……不断上升的阶级矛盾是我们当今时代所不可避免的需求。

由于认为1813-1815年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导致了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的革命，斯大林害怕战时的接触会在他的统治时期引起毒害和反抗。因此，任何一位躲过纳粹迫害或从牢狱中存活下来的苏联公民和士兵都成了被怀疑的对象。1949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项法律，对犯有强奸罪的士兵处以10-15年的劳动监禁，但禁止红军在民主德国和奥地利境内横冲直撞并非主要动机。这一法律的真正动机是建立一种机制来对那些回国后恣意妄为的士兵进行惩戒。

在1952年12月17日召开的捷克共产党全国会议上，卡罗尔·巴西莱克解释说：“最后，谁有罪、谁清白的问题将在国家安全机构的协助下由党来做出决断。”在有些案件中，后者捏造事实和证据以诬陷被告人；还有一些案例中他们更是故意颠倒是非。因而，在斯兰斯基的审判中有两名被告被控在捷克产品贸易中哄抬物价敲诈莫斯科。通常，为满足苏联的利益，那些卫星国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都被压得很低；只有莫斯科有权例外。然而，捷克案件中的“哄抬物价”是苏联早已认可过的，检察官们心里也都一清二楚：这样可以通过向布拉格注入现金而流到西方国家，用于谍报工作。

那些没有被斯大林的疑心所首选为起诉目标的共产党人，都是那些长期待在莫斯科、生活在克里姆林宫监视下的人们。以下这些因素需要至少反复考虑两遍以上：多年来，他们一直在苏联政权的严密监管下，鲜有和外国接触的机会；假如他们已从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幸存下来的话（当时大多数波兰、南斯拉夫和其他国家流亡于此的共产党领导人都遭到了灭亡），那他们肯定是唯苏联独裁者马首是瞻的人。另一方面，“民族”共产党，那些待在自己国土上的男男女女，被认定是不可信赖的。比起那些曾在莫斯科待过的同事们，他们在处理国内事务上更坚持抵制外来压力，具有英雄气概。但是那些承红军的好意战后被归送回国的莫斯科同志们，他们的形象反因此在当地更受欢[...]

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

斯大林的偏见无须借口：俄国和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的更大兴趣在于清洗、起诉、供认和审判这整个的行动过程。最重要的是，为什么苏联独裁者还需要公审呢？莫斯科完全有权通过“行政管理的程序”来消灭苏联统治下的集团中任何一个它想要清除的人物。审判的结果看来有些适得其反：那些明显出于伪造的证据和供词、那些毫不知耻的对个人或社会团体的目标选择，根本无法让外国观察家们对苏联司法程序的信誉产生信服。

但是，共产党集团所做的公审并非出于公正的考虑。他们只是对公众上演的一堂实例教学课。虚弱的共产党政权（在苏联，这种形式的审判最早可以追溯到1928年）的目的是要在苏联模式的体制中树立起权力机构的典范。他们告[...]

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就像战后对奥斯维辛的回忆仅限于大体上谈及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没有种族主义的地位，那些死去的犹太人在身后又被同化到了他们生前深受嫌恶的同一社群。但是此刻这种假设的犹太人的世界性特征——这是斯大林希望从德国发动进攻后的黑暗岁月里得益的国际关系——再一次被用来反对犹太人，在斯大林眼里，它确定了冷战的战线，可能造成对战时国际接触和沟通不利的反作用力。

事实恰恰相反。我们看到，战争甚至还未最后结束，斯大林就开始把一些民族整体向东流放，并且毫无疑问地也对犹太人制定了相同的方案。在中欧，和苏联本土一样：即使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比谁都严重，人们还是习惯性地轻易把他人所遭遇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战争时期俄罗斯人反民族主义的旗号，使苏联人的说法更接近旧时代俄罗斯反犹的斯拉夫主义排外言论；这对当局绝无不利。对斯大林本人而言，这意味着重新回到熟悉的地盘，通过观察希特勒成功地利用大众的反犹活动，他的反犹本能进一步彰显。

出于各种原因，对纳粹残暴行为中明显的种族主义性质轻描淡写是符合苏联目的的：对巴比亚尔地区乌克兰犹太人的大屠杀被官方记载为“对和平的苏联公民的谋杀”[...]

随着1948年南斯拉夫危机的爆发，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作为和莫斯科不同模式的另一种选择，贝尔格莱德其实吸引了很多国家。和斯大林不同，铁托不摆出帝国威胁的架势（对当地的巴尔干地区除外），在解放自己的国家并引导它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上，他并没有依靠莫斯科的任何帮助，南斯拉夫的领袖为东欧那些共产党国家树立了诱人的先例，他们也想出于民族主义的情感在当地发起革命运动。斯大林一天到晚疑神疑鬼，害怕有人威胁到他所拥有的独裁权力；但那并不意味着他误解或未看出铁托或“铁托主义”确实给他带来的危险。所以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小国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不再是地方性的特点，而相反地成了主要敌人。在[...]

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公开文件表明，斯大林单枪匹马赢得了战争，他在军事谋划和战争指挥中没有启用任何将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辩证法到植物学，斯大林被宣布为无可匹敌的最高权威。苏联生物学家们被命令采纳徒有虚名的李森科的理论，他对斯大林许诺，如果正式采用他的关于习得性特征遗传方面的理论，并广泛应用于苏联的农场，那么就可以实现梦想中的农业大丰收——结果可想而知，导致了灾难性的大结局。在1949年12月斯大林的70岁生日那天，斯大林的光辉形象被挂在气球上，由探照灯光锁定，照亮了整个克里姆林宫上方的夜空。诗人们争先恐后地唱着对领袖的颂歌——以1951年拉脱维亚诗人V·卢克斯的两句诗最有代表性：

好比你[...]

20世纪40年代末，劳伦斯·杜勒尔从贝尔格莱德写给希腊朋友的一封信中指出，这个国家“环境非常不好——好比战争中期，人口过剩，贫困潦倒。至于共产主义——我亲爱的朋友西奥多，只要来这里稍作观察，就使人认定值得为资本主义而奋斗。虽然资本主义是黑暗的，而且充满血腥，但至少不会比现在这种惰性的、压抑的警察国家更灰暗、乏味和没有希望”。

当然南斯拉夫是另一个例外。直到斯大林和铁托决裂，在我们看来，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东欧国家中“最先进”的一个。铁托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远胜于斯大林，在苏联集团里，他的目标瞄准更高的工业化投资比率。早在其他卫星国开始集体化以前，它就建成了7 000个集体农庄；战后的南斯拉夫在效率方面早就超过了莫斯科，它的压制机构无处不在。战争时代的游击队保卫机构扩大为全方位的警察网络，他们的任务，用铁托的话说，就是“对那些不喜欢现在的南斯拉夫的人，要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恐惧。”

随你怎么说吧——共产党人比你更聪明。他们有着宏伟蓝图，要建设一个新世界，那里人人各居其位……刚开始时，有人认为他们缺少田园诗般的气质，想离开这个国家。但田园诗的定义是让人人享有家园，那些想移民的人在内心里认为它不可能实现。他们走进了监狱，而不是去了国外。

——米兰·昆德拉

1828年，德国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就做过早已为人熟知的观察：“在他们的议会辩论中，英国人很少对某一原则发言。他们只争论这样东西有用还是无用，并且用事实来表态赞成还是反对。”1950年，英国拒绝了舒曼的邀请，因为他们认为加入欧洲经济计划是没用的，再说他们也厌倦了欧洲大陆的长期纠纷。但英国这一远离欧洲煤铁同盟的决定，还是太出于本能、太心理化，甚至太感情用事了，这是英国近年来的经历所造成的特殊结果。1952年1月，安东尼·艾登在纽约演讲，他在对听众总结英国的这一决定时说道：“对这种事情，我们骨子里很明白不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