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16日，即在纳吉逝世31周年纪念日，他和他的4位同志的遗骸得以按照民族英雄的身份重新隆重安葬。据估计，有30万名匈牙利人肃立在街道两旁，更有数百万人观看了葬礼的电视直播。在众多到墓地致辞的人中，有青年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奥尔班。他控制不住地说道，今天重新安葬纳吉并对纳吉大唱赞歌的某些共产党人，正是几年前还在声嘶力竭地污蔑这次革命的人。

这是事实。匈牙利脱离共产主义的进程正是由共产党人自己主导的，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他们刚刚在6月份模仿波兰的先例，与反对派召开了圆桌会议。这在反共产主义的匈牙利人中引起了某种怀疑。对于他们来说，此次纳吉的复活就像他先前的遇害一样，只不过是一次[...]

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苏联自1985年起即已逐渐摆脱了对它的附庸国的直接监督，但这种日渐远离的情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尚不清楚。这些人民民主国家仍然被一些专制政党集团统治着，他们的权力建立在大规模镇压机器上。警察和情报机关仍牢牢地处于掌控之中，紧盯着苏联自己的安全机关，在行动上也半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当布拉格、华沙或是东柏林的统治者们开始意识到莫斯科的无条件支持再也靠不住时，无论是他们本人还是自己的臣民都没有认识到这意味着什么。

这些不确定因素让波兰局势都给占全了。一方面，宣布实行戒严重申了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另一方面，镇压团结工会并让其领导人噤声非但解决不了国家的任何根本问题，反而使情况更糟。债务没有[...]

这个问题本身，以及做出提这个问题的决定，都很好地说明了波兰的共产党统治者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已经破产了。事实也的确如此，波兰之所以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部分是因为团结工会的同意，这多少说明当局的公信力正在崩溃。尽管已经被禁，团结工会在国外的组织却保存了下来。于1985年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建议接受波兰加入的，正是团结工会驻布鲁塞尔分部。在提出建议的同时，团结工会还坚持认为，雅鲁泽尔斯基的不彻底改革是命中注定要失败的，只有一揽子彻底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国家的问题。

确实，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戈尔巴乔夫认为自己首先是一位欧洲政治家，欧洲问题具有优先性。他对结束军备竞赛和停止囤积核武器的强调，与其将苏联定位为角色鲜明的欧洲国家的新思路是密不可分的。他在1987年宣称：“军备应该削减到足以应付严格防御目的即可的水平。华约和北约都应该修订一下自己的战略概念了，要更多地转向防御目的。‘欧洲家庭’内的任何一间屋子都有权保护自己不受盗贼侵犯，但前提是不能毁坏邻居的财产。”

本着同样的精神，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位苏联领导人从一开始就知道从阿富汗抽身的紧迫性。他在1986年2月的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将阿富汗称为苏联“流血的伤口”。5个月之后，他宣布撤出6 000名苏军士兵，并于同[...]

第二次峰会于1986年10月在雷克雅未克举行。会上里根和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就核裁军达成协议，但却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1987年末，谢瓦尔德纳泽和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起草了一份《中程核武器条约》，并于次年签字认可。这份条约全盘接受了里根早些时候提出的“零选择”提议，等于让苏联承认了欧洲的核战争是无法打赢的。而且，这份条约还成了1990年签订的另一份更为重要的条约的前奏，对欧洲大陆上常规军力的存在和运转都做了严格的限制。

从华盛顿的角度看，戈尔巴乔夫的让步自然成了里根的胜利。因此，对于主张“零和游戏”的冷战专家们来说，这也是莫斯科的失败。但对主要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的戈尔巴乔夫来说，巩固住稳定的国际[...]

989年5月和6月间的选举，多少算得上是苏联自1918年以来的第一次自由选举。这不是一次多党派选举（多党派选举要到1993年才出现，那时苏联早已不再存在），结果是预定好的，很多席位保留给了党内候选人，而且不允许党内竞争，但是经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包括了很多独立的和批评的声音。选举进程对大约1亿观众转播，萨哈罗夫等人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取消已日益失去公众信任的党的特权）也没有被置之不理，虽然这一点戈尔巴乔夫一开始也不乐意。共产党对权力的垄断正在流失。在戈尔巴乔夫的鼓励下，人民代表大会将于次年2月正式进行投票，从苏联宪法中删除关键性的第六条，即赋予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

为了打破党组织的壁垒，推进经济改革计划，这位总书记以“公开性”为突破口，即官方鼓励对一些精心限制的话题进行公开讨论。通过让人民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改革，提高人民的期望值，戈尔巴乔夫将制造一种杠杆，这样他自己和支持者们就可以化解官员们对自己计划的反对。这也是一种极好的计划，也是进行改革的专制者们常用的。但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官方公开性的紧迫需求来自于1986年4月26日的那次灾难性事件。

那一天凌晨1点23分，位于乌克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电厂四台石墨反应堆中的一台爆炸了，1.2亿居里的放射性物质被排入大气。这一数字比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还要高一百多倍。原子辐射尘埃向西北方向进入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最远[...]

作为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继承下来的困难是尽人皆知的。在70年代时，他曾周游西欧，那一段经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起，这位新的苏联领导人就有意将主要精力用于对死气沉沉的苏联经济、繁冗的高层机构盘根错节的低效率和腐败进行大修。外债在稳步上升。由于国际油价下跌，到1986年时，苏联最大的出口商品石油收入已经从70年代最高的307亿美元回落。到1989年时，外债达到了540亿美元。整个70年代，经济基本没有什么增长，现在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过去，苏联的经济产出还只是质量上的落后，而现在，则连数量上也不够了。专断的计划经济目标、各种地方反复出现的物资短缺、供给瓶颈，以及物价和市场指标的缺失，使人[...]

早在1981年9月，里根就警告说，如果没有可靠的核武器协议，就会有一场军备竞赛；而如果有军备竞赛，美国一定会赢得这场军备竞赛。事实证明，情况确实如此。从现在回头审视那段历史，美国的防务军备在事后被看作导致苏联破产并最终解体的妙手。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准确。苏联早在1974年即已开始军备竞赛，这是它的经济无力承担的。但仅仅一个经济的原因，并不足以让共产主义俯首认输。

斯大林曾有言，教皇手上并无一兵一卒。但是，上帝并不总是在兵多将广的一边：教皇虽手上无兵，却占有人和以及天时。1978年的波兰已经处于社会动荡的边缘。自1970年和1976年两次因物价暴涨引发的工人暴动以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就一直在竭力转移国内的不满情绪。但他的方法，如前所述，主要是通过大借外债来对食品和消费品进行补贴。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策略已显露出失败的迹象。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抛弃了前任奉行的谨慎的“东方政策”，于1979年6月2日来到了波兰首都华沙，这便是他三次戏剧性“朝拜”共产主义波兰中的第一次。在华沙，他享受到了热爱他的教众人山人海的欢迎。而他的到来，也更加巩固和增强了天主教在波兰的影响力。但仅仅让基督教寄存于共产主义的屋檐下苟且，决非教皇的兴趣所在。在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他已经开始用明白无误的语言鼓励人们决不要与马克思主义妥协，并且通过基督教廷向人们不仅提供一种无声的庇护，更提供了一种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和社会权威标杆。这种做法，甚至让他的主教们也不时地感到一丝不快。

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哲学的一种，它是历史哲学的全部，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历史中将理性葬入了坟墓。

——莫里斯·梅洛-庞蒂

工党历经14年，在3位不同的领袖的共同努力下，终于从1983年的失败中重新站了起来。在政治上，工党要努力摆脱托洛斯基的影响，在（以利物浦为代表的）工党的大本营地区消除“极”左激进主义分子的影响。在社会观念方面，工党需要改正以前的错误观点，努力在思想上与新中产阶级保持一致，关心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新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已超过了工党（和各社会民主党）一直依赖的、现在却日益萎缩的工业无产阶级和公共部门的雇员。没有他们的支持，工党是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的。在政策方面，工党领导人需要制定一系列全新的政策目标，并且对它们重新做出解释。

到90年代中期，上述目标已全部实现，至少表面工作做得很好。[...]

与所有成功的革命家一样，撒切尔夫人幸运地遇到了无能的对手，对手允许她自诩为被压迫、被过分管制的普通大众的利益的唯一代表，将他们从不劳而获、占尽既得利益的社会主导阶级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因此，这就是衡量玛格丽特·撒切尔所取得的成绩的尺度。她不仅摧毁了战后的共识，而且造就了一种新的共识。在她上台执政之前，英国公共政策中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国家是合法性和立法权的天然源头。而当她退出政治舞台时，这种观念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即使在英国国内与国家关系最深的工党的观念上也是如此。在两代人的时间里，国家的作用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越来越少听到为它辩护的声音，至少在主流政治圈子里是如此。当然，仍然有人继续认为，撒切尔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他们仍然希望回到国家对服务领域的直接管理（即便不是在生产公有制的条件下）。但是根据撒切尔夫人的观点，需要的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除了像教育和医疗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