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的第三本书，也就是《寻路中国》在中国大陆出版。那是我的书首次在大陆地区亮相，我完全不知道大家是否会接受它。同年春天，当我回到中国的时候，我答应做几场签售报告，并接受一些媒体采访。我猜想，对于一个外国人写的书，他们不会有多大兴趣。

直至最近几年，这一切才得以改观。互联网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现在，人们把各种国外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贴到网上供大家阅读，早已成了家常便饭。

从头到尾，我在中国待了十年，写了三本书，还为各种杂志写了许多文章。但在那期间，我的作品几乎从未在中国大陆公开发表过。对此，我无法释怀；专写某个地方的文章却只能让局外人读到，这似乎并不正常。反正，由于当时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书没能在中国大陆出版，杂志上的文章也没能被翻译过去。

我读到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晚期国外媒体刊载的中国报道和故事，我大都不太喜欢。我觉得它们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很肤浅，对中国人的描写也非常干瘪。在那些故事中，一切都显得灰暗而忧伤，而涪陵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幽默、生机和活力根本就找不到。我希望自己写的跟他们有所不同——但我拿不准，中国人是否也会这样认为。我想，他们可能会把它当成又一本由不了解中国、戴有色眼镜的外国人写的书，因此视而不见。

我知道中国人对于自己在海外的形象比较敏感。我理解他们的这种敏感

美国人一直有个问题，即对他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可中国是个例外。令我一直印象深刻的是，现在有那么多美国人对中国产生了兴趣，我尤其高兴地看到，有很多美国青年开始学习汉语。《江城》往往是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一；我很欣慰，这本书有助于向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人们介绍中国。

。回首过去，我感到自己很幸运，当美国人和欧洲人开始重新发现中国的时候，我的书恰好出版了。现在，很难想象还有编辑会说读者对中国话题不感兴趣。

至今，《江城》已经出版了十多年。出版商很惊讶，它一直稳居美国畅销书榜，并将继续受到大众的欢迎

1999年春，我买了飞往北京的单程票，并成为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头几个月，活儿很难找，可随后就有了，很快我就忙了起来。2000年，我放了几次长假，并且开始为《纽约客》和《国家地理》供稿。没过多久，之前回绝我的那些报刊给我来信，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工作。太晚了。我喜欢自由地安排工作，选择自己的写作计划。怎么写中国，我有我的想法。曾经重要无比的四处求职被我抛在脑后。时至今日，我会永远感谢所有在1998年回绝了我的编辑们——回头看看，那是发生在我身上最棒的事情之一。

他们不理解我写作所具有的价值，也不明白选派具有中国阅历的人担任驻华记者的重要性。还好，他们并不代表全部，我的生活也不会被他们握在掌心。我靠自己就能回到中国。

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还好，我终于恢复了，把书稿寄给了各大经纪人。几乎所有人都回绝了。只有年轻的经纪人威廉·克拉克告诉我，他很喜欢。他把书稿发给各大出版社之后，有些出版社给出了积极的回应，但他们心怀疑虑，担心美国读者对中国不感兴趣。其中一家出版社说：“书是好书，可我们认为没有美国人想读有关中国的书。”现在看来，这令人难以置信，但1999年早期的图书市场就是这样——美国人还未意识到，中国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变得多么令人目眩神迷。

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寝食难安

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我霎时明白，我二十九了，找不到未来，找不到回中国当记者的路子。至于《江城》，我也觉得糟糕透顶。这本书似乎一文不值——不过小孩子的写作水平而已。我完全无所适从，也想不起我在书里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作家在完成了高强度的写作之后，都有过类似的崩溃体验，就好似十月怀胎的妈妈们一朝分娩，接着遭受产后抑郁的折磨。

《江城》快要封笔的时候，我收到了最后一封回绝函。这时，我感到身心俱疲

我在四个月内写出了《江城》的初稿。期间，我也向美国的各大报纸和杂志寄去求职信。我依旧怀揣这样的梦想——先从给美国的出版物干活儿开始，不论迟早，他们总会派我担任驻华记者。但很快我就明白，没人对我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