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

明朝的中后期也存在失业问题。人多地少，人口过剩，在生存资源的竞争中失败的人们，最后便沦为流民。追究起来，明朝在很大程度上就亡在流民手里。

太监不好色，没有老婆孩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应该比一般官员的私欲少些。

一个变质的政府，一个剥削性越来越强，服务性越来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变质的官员，需要他们泯灭良心，心狠手辣，否则就要请你走人。

皇上派官员下去当官征税，治理百姓，并发给他工资，这本来是很清楚的官僚制度。但是皇上和他的参谋们心里明白：“一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在各项正式的赋税收入之外，多数地方官还有个小金库，有大量的灰色甚至黑色收入。这是一笔黑灰色的钱，你问起来谁都不承认，实际上数量又不小；管理起来难度很大，但是让下边独吞又不甘心。于是皇上就采取了大包干的政策：交够了我的，剩下是你的，不交不许上任。实际上，这是对黑灰色收入的批准、强求和分肥。这条政策一出，本来不收黑钱的清官也非收不可了。

明末财政危机，官吏的人数又多到了养活不起的地步，要求大幅度增加工资，纯粹是痴人说梦。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说，造成官员收支的巨大缺口是合理的政策。这种政策就好比牧人养狗，每天只给硕大的牧养犬喝两碗稀粥。用这种不给吃饱饭的办法养狗，早晚要把牧羊犬养成野狗，养成披着狗皮的狼。

清朝水师的垄断地位被洋人打破了。宁波的商人见水师实在不顶用，就掏钱请洋人的战船为他们保驾护航，又求段光清给洋人发了航行和入港的许可文书。过了不久，朝廷接到了报告，说北方海防发现有轮船“捕盗甚力”，查起来还有宁波知府发的许可文书。

权力扩张和腐败与制度有关，但制度并不是唯一决定因素，甚至不是最主要因素。从国际比较看，腐败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权威主义国家，只要社会发育程度未越过中等发达阶段，腐败问题都十分严重。遏制腐败的最有效力量是强大的中产阶级、已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工商阶级、发达的教育、活跃的媒体和公民团体。

大家都懂得爱护羊群的重要意义。奈何抵抗不住眼前绵羊的诱惑，也抵抗不住生育狼崽子的诱惑。这也是有道理的：我不吃，别的狼照样吃；我不生，别的狼照样生。个体狼的利益与狼群的集体利益未必一致。如果我的节制不能导致别人的节制，我的自我约束对羊群来说就没有任何意义，徒然减少自己的份额而已。

“官断十条路”——案情稍有模糊之处，官员的合法选择就有十种之多。

合法地祸害别人的能力，乃是官吏们的看家本领。这是一门真正的艺术，种种资源和财富正要据此分肥并重新调整。

逢年过节送红包，还有利用生日送礼，在清朝的术语叫“三节两寿”。这个词通行全国。“三节”是指春节、端午和中秋，“两寿”是指官员自己和官员夫人的生日。现在领导干部出差收受的红包，在清朝叫“程仪”。请官吏办事送的红包，在清朝叫“使费”。请中央各部批准什么东西，递上去的红包叫“部费”。还有几十种名目，譬如告别送别敬，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或瓜敬，向领导的秘书跟班送门敬或跟敬等等。我不熟悉情况，对应不好，就不一一列举了。以三节两寿为首的所有这些花样，明清时统称为“官场陋规”，现在则宽泛且模糊地称为“不正之风”，全然不顾其规则性的作用。在明朝和清朝，这些术语是延续使用的。经过五六百年的积累和充实，词汇像官[...]

我们还没有建立一个能够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间制度。我们看惯了好人倒霉和恶人得势。这就是“迷信”生根开花结果的沃土。“迷信”斩钉截铁地告诉你，天下的事情终究是公平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行必得善报，恶行必得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活着不报死了报。所以马克思说，宗教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被压迫者就在这种关于来世的想像和期待中，对虚无飘渺的报应的信念中，得到了替代性的安慰。反过来，压迫者也感觉到了一些威胁和不安。如果一报还一报可以延伸到阴间，延伸到死后，这毕竟叫作恶者心里有点不塌实。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的关系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共事务一直是皇上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这种官场生存策略的转变正好与晏氏转型相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