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徐爱由于没听到先生说知行合一的讲座，与宗贤和唯贤再三讨论，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于是向先生请教。

先生说：“不妨举个例子听听。”

徐爱说：“现在人都知道孝父敬兄的道理，行动上却不能孝敬。可见知与行分明是两码事。”

先生说：“这种情况就是已被私欲隔断了，不属于知行的本体。没有知而不行的事。知而不行，是因为不符合圣人所教导的知行。圣贤教人知和行，正是要恢复原本的知与行，并非随便地告诉怎样去知与行便了事。所以《大学》指出真知真行给人看，说喜欢好的颜色，厌恶恶的坏臭。看见好的颜色属于知，喜欢好的颜色属于行。看见了好的颜色时，心里便已觉得喜好了；不是见了以后，另外再起个心意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厌[...]

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功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6、知行合一

原典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唯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

7、行是知的功夫

原典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唯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

前面在说良知时，已经用规矩尺度做过比喻，此处不再重述。至于建造明堂、设立学校等事，似乎不能不说，可这话说起来就太长了，暂且就你信中提到的来谈一下吧，你的疑惑就会少些了。

你信中说：“杨朱、墨子的义与仁，乡愿的近乎忠信，尧、舜、子之的禅让，商汤、周武王、项羽的流放与杀伐，周公、王莽、曹操的摄政，这些事烦琐而无从考证，又怎么分辨与学习呢？更何况对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不曾考察识别，假使国家要建造明堂、设立学校、制定历法乐律、进行封禅大典，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所以《论语集注》中说‘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这句话可以称得上是定论了。”

你信中提到的杨朱、墨翟、乡愿、唐尧、虞舜、子之、商汤、周武、项羽、姬旦、王莽、曹操之间的分别，与之前所说的“虞舜的不告而娶”“姬发的不葬而伐”的论说，大致是类似的。对于古今事变的疑问，[...]

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12、拔本塞源之论

原典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辞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尝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

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先生曰：“亦是。天地闲活泼泼地无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唯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

一定要使心体纯粹为天理，而无一丝一毫的私欲，这是成为圣人的功夫。想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私欲产生之前多加防范，并在私欲萌芽时克制它。在私欲产生前防范并克制它于萌芽状态，这正是《中庸》的“戒慎恐惧”、《大学》的“格物致知”的修身功夫，舍此之外，没有别的什么功夫。

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虚灵不眛，众理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此语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译文陆澄问：“看书看不明白，怎么办？”先生[...]

阳明先生认为，循理才是“中”，而宁静不是，宁静只是“中”的一种表象。不管宁静还是不宁静，只是去循理而已。应该不论是在思考的时候，还是在具体的行动中，都磨炼自己的心性，探究世间的天理。如果常常静养发呆思考，而没有行动，不仅难以成长，反而容易陷入“喜静厌动”的圈子里，容易有潜伏的毛病在心里。只要遵循天理，内心便能宁静，否则，就算内心宁静了，未必能遵循天理。

先生说：“这是因为你只知静心修养，而没有下克己功夫。这样，遇到事就会脚跟站不稳。人应该在事情上磨炼自己，才能立足沉稳，才能达到‘静止时有定理，行动时也有定理’的境界。”解读阳明先生的这段回答，其中阐明了，修为不仅仅在养心上，理智与潜意识的调和上，更主要的是在“知行合一”的方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