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电视屏幕上有什么可耻或侮辱性的事情似乎要发生在某人身上时，斯泰菲都变得焦躁不安。她有一种为别人着急的博大胸怀。她常常会离开房间，直到丹妮斯向她发出场面结束的信号才回来。丹妮斯利用这种时候劝导妹妹要坚强，说人活在世上需要卑鄙无耻的厚脸皮。

她跑步，她铲雪，她给澡盆和洗碗池堵缝。她与怀尔德一起做字谜游戏；每到晚上，她就在床上朗读经典的色情小说。我做什么呢？我转动垃圾袋，把它们拧起来；我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上几圈。我外出步行时，如果颠簸的车子悄然无声地跟着我，突然出现在我身边，我会吓得像白痴似的跳起来。芭比特对狗和猫说话。我从右眼角瞥见彩色的光点。她计划着我们从不实行的滑雪旅行，满脸激动得放光。我步行上山到学院去，看见有些新家舍的车道两旁刷成白色的石头。

谁会先死？

这个问题居然像汽车钥匙在哪里一样，不时地冒出来。

孩子们跑着来到了我们身边，有三十个穿鲜艳短裤的女孩，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跳动着的一团物质。急促的呼吸，脚步落地时参差不齐的节奏。有时候，我想是我们的爱情缺乏经验，关于死亡的问题就成了理智的提醒，它治愈我们对未来的无知。简单的事物注定灭亡，或者那只不过是一种迷信？我们看着女孩们又跑过来了。她们现在做好了比赛的准备，脸上和特别的步态所表现的渴望中几乎没有一点儿沉重，因而能够轻轻落地。

我喜欢单纯的男人和复杂的女人。

希特勒研究系没有自己的大楼。我们与大众文化系合用一座称为“百年堂”的砖瓦建筑。这个系的正式名称叫作美国环境系，有一帮希奇古怪的人。教员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纽约来的外国流亡者，个个神气活现，像一群暴徒，疯了似的迷恋电影和琐屑小事。他们到这儿来译介文化的自然语言，而且，为他们笼罩着欧洲阴影的童年时期所感受到的灿烂的乐趣创造出一套规范—一种泡泡糖纸和洗衣粉广告歌词的亚里士多德学说。该系的系主任名叫阿尔丰斯·（快餐食品）·斯汤帕纳托，是一个胸脯宽大、怒目而视的人。他收藏战前的果味汽水瓶子，并且把他们永久性地展示在一个壁龛里。他属下的所有教员都是男性，穿皱巴巴的衣服，不大理发，往胳肢窝里咳嗽。全体人员看上[...]

厨房和卧室是这儿的主要活动天地、动力所在、一切的源泉。有一点上她和我是一致的，我们都把这座房子的其他地方当作储藏室，用来堆放以前的家具、各自所生的孩子们的玩具以及一切没有用过的物品、过去的姻亲们的礼物、遗物和杂物。各种各样的东西和盒子。为什么这些东西如此令人伤心呢？它们带着一种晦气、一种噩兆。它们让我警惕的倒不是个人的失败和挫折，而是某种更笼统的事物，范围更大、内容更多的东西。

不管芭比特做什么，她总让我感觉得到了甜滋滋的报答，觉得与全心全意的女人、日光、充实生活的热爱者、热热闹闹的家庭气氛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一直在观察她有条不紊地、熟练地、似乎轻松地做着各种事情，一点儿不像我的前任妻子们—她们都有一种疏远客观世界的倾向，与情报机关的纠葛使她们成了一小撮专注于自我的总是紧张兮兮的人物。

我在山上学院任希特勒研究系的主任。1968年3月，我创建的北美希特勒研究系开张，那是一个寒冷、晴朗，偶尔会有一阵东风的日子。当我向校长提议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研究希特勒生平和事业的系，他立刻看到了这种可能性。此事马上轰动一时，成了成功之举。校长后来当上了尼克松、福特和卡特的顾问，直到他去世—当时他正坐在奥地利的一辆上山吊车中。

每到晚上，当我们歇息躺到黄铜床上时，就能听到稀稀拉拉的车辆飞驰而过，遥远、平稳和低沉的声响萦绕在我们的睡眠中，好像死去的灵魂在梦际喋喋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