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人已经摆脱部落和小王国的状况，开始迈向统一和集权化。而凯尔特则仍未能够摆脱之前小国林立的旧况。事实上，英格兰人正在朝着统一的英格兰这个方向——而非相互争斗的部落或小国——摸索前行。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这个事实赋予了惠特比宗教会议的重要性，而不仅仅是关乎该剃脑壳的前面还是后面。虽然后来的很多麻烦都来源于这个最初支持罗马教会的决定，不过我们还是要多少考虑每个历史时期自身的具体情况：毫无疑问，这一时期的撒克逊人选择了罗马教会而非凯尔特教会，将深刻地影响到后来英格兰的统一及其特性。

接受统一的罗马教会，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正如无法一统的凯尔特教会难以为统一凯尔特人提供帮助。

盎格鲁-撒克逊社会中的第三个强烈信念，是亲属关系。

领袖，而非暴君，是撒克逊人贡献的第二个信念。领袖只有获得成员同意才能够维持其职位，而群体成员和民众都是自由的。很多人都强调，“群众大会”（folk moots）和“贤人会议”（witenagemots）是自由制度甚至是议会的起源。

我们认为可能性最大的是，日耳曼人在进入英格兰时就已经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信念。在此，我们尤其要强调三个。第一个，战争领袖——不管大小——的追随者都具有献身精神。对于一伙劫匪而言，这是极其罕见的。通过联合许多小团伙，一个伟大领袖（如麦西亚国王）领导的群体能够达到一万五千人的规模。这里的主要意思是说，这些人能够很自然地围绕一个领袖团结起来并效忠他；作为回报，他们也从中获益。这一主线将贯穿我们接下来的大部分故事。

在撒克逊人定居的中部仍有许多不列颠人。不过，不列颠人又分成许多小王国，但每个王国都无力一统不列颠。

而为了理解如今的英国人，就必须认识深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凯尔特人的灵魂。如今英国人的很多品质还来自日耳曼人，这些品质又与凯尔特人大不相同甚至相对立。

据说亚瑟王召集了各个“不列颠国王”及其追随者，并在十二次重大战役中抵抗撒克逊人。在其最后一次战役巴登山（Mount Badon）之战中，他一个人就宰杀了九百六十名敌人。

在公元360年，从苏格兰来的皮克特人和从爱尔兰来的苏格兰人突破了边境防御。在接下来的四年里，撒克逊人和其他部族也加入了这个掠夺盛会。正如权威的霍奇金（Hodgkin）所说的那样：“360～367年这几年的蹂躏达到了顶峰。”罗马化的不列颠被摧毁。

从日耳曼海岸来的撒克逊人（我们稍后将会更详细地介绍他们），在4世纪的下半叶对不列颠发动了攻击。

罗马创建了伦敦，修建了经久耐用的道路系统。这套道路系统甚至丝毫也不比18世纪的新道路系统差。这套道路系统中的大桥虽然坍塌了，但其道路却一直延续了好长一段时间，英格兰也由此得到了一套非凡的交通系统，而这又促进了后来的某种程度上的统一。罗马的统治还带来了民族融合，相对和平、高效但也略显迟钝、糊涂的管理体验，与一个拥有不同思想和更高物质生活标准的外来民族相处几世纪的经验，地中海城市文化和英国乡村生活理念的碰撞，对拥有权力和荣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模糊记忆而非小部落间永无休止的争斗。

整个罗马帝国已从内部开始衰败，而不列颠人也觉察到了其控制上的松弛。罗马帝国的渐渐衰败和最终崩溃的原因有很多，但就不列颠而言，其政府变得越来越中央集权和官僚化——我们可以据此来审视如今的状况——而地方和个人的雄心和积极性逐渐被浇灭。罗马已经流于平庸，而之前的野蛮之地则越来越卓尔不凡。“历经数代被驯化的罗马化不列颠人，已经成为其他粗野人和野蛮人嘴边的猎物。这些野蛮人将会掌握利用不列颠人的温顺来服务于他们的目标。”

在417～429年，罗马帝国逐渐失去了对不列颠的控制权，并撤走了最后一个军团。

不过他们一直没有放弃对自然的偏好。那些最地道的伦敦人至今仍说“城镇”而不是“城市”（除非他是在意指财政区域），讲“道路”而不是“街道”。伦敦的乡村化程度也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同等规模的城市更高。

欧洲北部和地中海沿岸居民的重大差异就是：后者的城市化程度很高，而前者却对乡村生活感到心满意足。希腊共和国是个“城邦”，罗马帝国也是用一个城市而非一个乡村、民族或种族来命名的，并以此作为其帝国的中心。在罗马刚开始管理不列颠的时候，那里没有城市，甚至连相当规模的城镇都没有。

大多数地区都存在两种类型的乡村，即农庄和村庄。它们代表着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和农业体系。虽然目前还缺乏证据，不过这两种体系有可能在被罗马征服前就已经存在。这两种乡村，一开始其中一种是单独的家庭农场，另一种是社区群居，后来前者发展成农庄，后者发展成村庄。

这些古苏格兰人甚至还时不时地掠夺那些低地。罗马人在不列颠的北方边境修建了一系列堡垒。皇帝哈德良在公元119年视察不列颠之后，更是兴建了著名的“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在那个时期，哈德良长城和其他边防堡垒大概需要一万九千名士兵（包括骑兵）来布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