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成立一家“外汇平准基金”，由它出面以国家信用发行特种“外汇公债”，募集人民币资金，在中国的银行市场上，替代中央银行扮演外汇“最后购买人”的角色，就可阻断外汇流入央行资产负债表的通道，杜绝仅仅为了收购外汇而大幅增加的基础货币投放。

升值游戏的核心在于，让升值后的人民币在名义国际购买力提高的同时，却降低了升值前存量人民币在国内的实际购买力，从而有效地稀释了人民币持有人对美元债权的“含金量”。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最终拥有美国债权的并不是中国政府，而是广大人民币持有人，因此，美国赖账的最后埋单人是中国老百姓。

在人民币名义国际购买力升值的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对巨额存量资产的购买力贬值问题。

以贸易不平衡为借口，以打击中国货币为突破口，继而制造中国经济的混乱，染指中国的金融体系，最终控制中国的金融高边疆，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早已反复出现。

为了在货币统一的过程中不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政府采取了“固定比价，混合流通，逐步收回，负责到底”的方针，逐步收回了各解放区发行的货币。

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吸取历史上明清和国民党政府因为掌握不了白银供应而丧失货币主权的教训，不与金银和外汇挂钩，摆脱了拥有强大金银储备的西方列强对中国货币、经济和政治上的控制。

948年底，在总结过去各根据地货币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发行统一货币——人民币。人民币不规定含金量，并申明与金银脱离关系，汇率主要依据货币实际购买力而定。

当时国民党带走了国库中的全部黄金白银，如果人民币与金银挂钩，收购金银要增加货币发行，物价就会上涨，国民政府在币制改革时已经发生过类似情况。

薛暮桥和同事们认识到在农村经济中，货币发行的季节性和物价存在着一定的客观规律：秋冬增发货币收购农产品，春天抛售农产品回笼货币，这样才能使物价基本稳定，而稳定的物价正是货币信用的标志，是衡量货币制度成功的尺度。正是在这样的货币实践中，他们创造了以物资为发行准备的货币金融创新！

八路军干部：在实现纸币制度以后，货币代表的价值决定于它的流通数量。流通量增加10倍，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物价也上升10倍。法币、伪币如此贬值，原因是他们滥发纸币。我们物价相对稳定，原因是我们适当控制货币流通数量。

八路军干部：我们每发行1万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做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

人民币之所以能够稳定币值，恶性通货膨胀之所以能够得到有效遏制，除了措施得力的主观原因之外，客观因素就是中国经济在很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四大平衡：预算收支平衡，断了通货膨胀的根；货币出纳平衡，固了币值稳定的源；物资供求平衡，抄了投机势力的底；外汇进出平衡，绝了货币恐慌的路。

苏区货币与法币、金圆券最重要的区别是，货币权力究竟为谁服务。苏区货币服务于人民大众，蒋介石的货币服务于四大家族；苏区货币在实践中成长，蒋介石的货币在洋理论里衰亡；苏区货币是政权的公器，蒋介石的货币是四大家族的私权；“红军票”13天的发行与回笼，着眼的是信用，“金圆券”9个月增发3.4万倍，目的在于掠夺。

。1947年上半年，纸币发行增加了3倍，而米价却上涨了7倍，人民不再愿意将商品换成纸币，商业和生产由于缺乏可信的通货而陷入萎缩，从而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税收。人们已经把纸币当作是烫手的山芋，一旦拿到手中立刻抛出，换回实物产品，因而物价飞涨，恶性通胀一发不可收拾。同时，恶性通胀导致了人民对政府信心的丧失，中下阶层更加仇视当局，骚乱与暴动此起彼伏。

一部国民政府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先是北伐，而后“剿共”，还要跟各路地方实力派军阀混战，接着又是抗日战争，基本没有几年消停过，战争早已打得民穷财尽，政府正常的财政税收日渐萎缩，根本入不敷出。国民政府前期还能依靠江浙财阀的支持，发行公债度日。到了1935年以后，江浙财阀的金融力量基本上被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强行夺了过去，而蒋政府又多次赖账，信用极差，使得公债也日益乏人问津。抗战爆发后，不得不靠借外债过日子。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南进”之争。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 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