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类独有的东西。动物生活在自然界，人类生活在文化中。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或者说，就是人的“活法”。

人之谜，就是文化之谜。

中国人之谜，当然也就是中国文化之谜。

所以，要看懂中国人，就得先弄清中国文化。

文化的作用比遗传的作用还大。美国的黑人和非洲的黑人在体质上并无多少差异，但美国的黑人穿西装，打领带，说英语，信上帝，有事找律师，和他们穿长袍，打赤脚，信鬼神，说班图语，有事找巫师的非洲兄弟完全两码事。何况，班图尼格罗人也不全信万物有灵，也有信伊斯兰教的。信伊斯兰教的，和信基督教、信万物有灵的，做起事来，常常就会两样，哪怕他们都是黑人。

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任何人都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甭管是中国人西方人，直头发鬈头发，蓝眼睛黑眼睛，黄皮肤白皮肤，全都一样

不懂得文化的差异，就会惹麻烦，闹笑话，无所措手足。比方说，看见一位老太太在上楼梯，你是应该去扶她一把呢，还是不扶呢?如果是中国人，就应该去扶一把，不扶，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对方是老外，是美国人，则不但不会领情，没准还会生气，因为她会认为你小看了她，把她看作了“老不中用的东西”

不同也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民族性，或日民族的文化性格。英国人讲究所谓“绅士风度”，不会当场翻脸，未经介绍陌生人之间也不会说话。此外，法国人浪漫，美国人幽默，日本人严厉，西班牙人强悍，他们也都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中国人，向来就是听领导话的。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当然也是找领导。而且，为了表示自己有资格教训对方，“叫你们领导来”这句话还必须说得气壮山河。美国人则相反。他们认为，自己的事情应该自己解决。所以他们不会去找领导，要找也是找律师。何况，现在面对的只是一个漂亮妞，那又何必大喊大叫?

不同的人，对待同一件事情，是不是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

如果你用“说不清”三个字来概括中国人，保准有人立马表示反对：说不清?怎么说不清?我就说得清。然后，他就会一五一十地说将起来，而且说得头头是道，说得旁边的人直点头。可是，点头又怎么样呢?他听张三讲的时候会点头，听李四讲的时候也会点头，因为张三李四讲的都对。但你要以为张三李四观点一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的说法很可能正好相反，——张三讲的是“公理”，而李四讲的是“婆理”。何况在中国，点头并不一定表示赞同(当然也不一定表示不赞同)。它可能是表示在倾听，或者表示礼貌，甚至只不过习惯动作而已。

所谓“一刀切”，就是对一应问题，各色人等，均不问高矮胖瘦、青红皂白，一律按同一标准处理。比如，一到六十岁，不论身体好坏，能力高低，工作是否需要，都统统退休。不到年龄而自愿退休者，则一律不准其退。这显然是“一窝蜂”的翻版。但“一窝蜂”是群众的事，“一刀切”则是领导的事。群众沉在基层，难免是非不清；领导高屋建瓴，难道也不明事理?不是不明，而是太明，——不“一刀切”，就会“摆不平”。你让张三退休李四不退，张三不会有意见?你让王五晋升赵六不升，赵六不会闹情绪?没法子，只好“一刀切”。所以尽管谁都明白“一刀切”并不合理，但不管谁当了领导，也都只能如此办理。

其实，即便“一刀切”，有时也不灵的。因为攀比攀[...]

鲁迅先生早就论述过中国人的“一窝蜂”：一个人在街上吐了口口水，并蹲下来看，立即就会围上一大堆人。这时，如果看客中有一个人发一声喊，拔腿就跑，那么，大家也就会跟着一哄而散，真不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中国人的这种“一窝蜂”，真是随处可见，随时可见。就拿锻炼身体来说，喝红茶菌便都喝红茶菌，打鸡血针便都打鸡血针，做甩手操便都做甩手操。最近听说又有人推出“喝尿疗法”，不知能蔚然成风否?当然，身体毕竟是自己的。拿自己的身体去做“一窝蜂”的实验品，那也最多是“咎由自取”。倘若连国是也如此操作，比如一窝蜂地去大办钢铁，或一窝蜂地去抓走资派，便难免弄得国无宁日。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尽管事后证明并不正确，[...]

中国人的变通趋时，又有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这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强，个人弱；群体力量大，个人能耐小；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难免要犯错误。所以，一个人，只有融入群体才“吃得开”，被称为“分子”的则往往“吃不开”，比如“地主分子”、“右派分子”、“******分子”。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又“穷”又“臭”，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既要“随机应变”，又要“随波逐流”。反正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如果居然“敢为天下先”，成了“分子”，那麻烦可就大了。

所谓“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也就是什么事都不要走在前面。坏事固然不能带头干，好处也不能得在前面，因为那会遭人嫉妒。一两个人嫉妒问题还不大，如遭众人嫉妒，那就要倒霉了。最好是“随大流”。既不用担风险，又不用费脑筋。就算错了也没关系，反正“首恶必办”，“胁从”则可以“不问”。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下游者享用?

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头上和表面上变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无从下手。因此一到时势大变，想顶也顶不住的时候，中国人也会敷衍敷衍。叫挂龙旗就挂龙旗，叫挂五色旗就挂五色旗，叫挂青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何况要变也不难。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改头换面”不等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并不妨碍“我心依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