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临危受命重建二十六军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的成立，对西北国民党反动派震动很大，使革命人民倍受鼓舞。但是这支革命武装，在“左”倾路线的执行者杜衡手里终于断送在渭华。年仅28岁的高岗临危受命到陕甘边又重建起二十六军，开创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显示了他的胆略和魄力，力挽危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篇 高岗在西北

第一章 家世和青少年时期

中央红军被迫撤出江西开始转移并不是远离江西，到了贵州两进遵义，未能在此地落脚，随后打算在川西建立根据地，赤化四川；最后改变为云贵川边建立根据地，都未如愿以偿。后来他们一直到了甘肃更不明确落脚点，前途茫茫，去宁夏向外蒙发展？向苏联发展？没有一定的明确方向。1935年9月中央红军选择陕北是从偶尔捡到一张《晋阳日报》上有一则消息说陕北有刘志丹、高岗的红军和根据地而确定的。9月22日中央在哈达铺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改编，将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德怀任支队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会议决定去陕北。当时三军团只剩2000多人，彭德怀对三军团讲话时流着眼泪。毛泽东在会上说：陕北有自己人，那里有个“家”[...]

以朱理智等为代表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执行者对边区党和革命造成极严重损失，吴生秀说：“不是毛主席来到陕北，刘志丹、高岗他们要被整死的。”在习仲勋的回忆里说：“如果党中央、毛主席迟到四天，我们这批人就被活埋了。”

这次“肃反”铸成浩劫，一批党员干部为创造和巩固陕甘、陕北根据地在陕甘边打退敌人多次“围剿”，陕北打退三次“围剿”，同强大的敌人浴血奋战，枪林弹雨，铁血交织，天当被子地当炕，脑袋别在裤带上，出生入死，幸存下来的没有死在敌人枪口下，却被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关的关，杀的杀，活埋的活埋，弄得人心惶惶，危险局面可以想见。干部躲避，群众外逃，军队恐慌，离散情绪日高。

刘志丹、高岗等在前方指挥血与火的战斗，西北战场首次取得最大胜利。而朱理智等掌握了大权，有二十五军作后盾并抽给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在后方积极策划肃清“右派反革命”的部署，“没有二十五军某些人支持，朱理智他们不容易搞起来的”。所以，他们更有恃无恐了，十五军团开拔前线的第二天，省委就发出了“肃反”的指示，给高岗、刘志丹等肆意罗织许多莫须有的罪状，说他们占据农村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义”；土改时不肉体消灭地主，给富农生活出路，是“富农路线”；在民团、土匪里拉武器、改造绿林为游击队员是“土匪路线”；和国民党中爱国人士实行统一战线，是“投降主义”等等，专门召开省委会成立保卫局，戴季英兼[...]

和高岗一块工作过的同志说高岗经常深入连队和群众打成一片，善于听取群众意见，询问火夫、马夫的意见，和大家一起讨论点滴经验并记在本子上，弥补和修正自己的看法，在大会上介绍出来，很实在。他不像刘志丹那样文雅，讲话有时很粗莽，不分上下级，不顾场合，常讲脏话，说左倾狂热病就像个鸡巴，动不动就硬起来。可是，他讲话群众爱听，语言简练、明快、易懂。陕北红军初创时期，新参军和收编民团等人员多数是为谋生而来，有的对爱国和害国的概念都弄不清。高岗给战士解释说，现在工人农民造反动派的反，国民党说是“害国”，所以爱国有“罪”，爱国者成了“害国”者，害国者反而成了“爱国”者，于是害国者镇压爱国者。战士们听了顿开茅塞。

闫锡山部在陕北吃了败仗，为解窘迫，谎造军情，在《晋阳日报》上说：“陕北刘志丹、高岗赤匪占领六座县城，赤化人民七十万，拥有正规军五、六万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员二十余万人。”“现在陕北情况，正与民国二十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赤匪飘浮不定，行去无踪，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之可能……”国民党天津《大公报》也登载了类似报道。

中央红军到甘肃哈达铺正好看到这张报纸，从茫然中看到曙光。毛泽东及时找时任白区部长贾拓夫问清陕北情况，他高兴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贾拓夫将1933年二十六军失败、刘志丹死活不知、陕西省委破坏、他派高岗到照金恢复二十六军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谢觉[...]

刘、高认为我们的部队连游击队加在一起不足一万人，面对国民党装备精良的10万部队四面包围，只能采取“集中全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朱理智却认为是“右倾取消主义”，说他们对形势“估计不足”，“取消革命”。朱理智等要提拔工人到领导机关，以保证无产阶级领导权，刘、高认为陕甘工人阶级不多，不能照搬天津、上海的办法。

永坪会议开了几天，几乎是朱理智一人讲话，除宣读上述5封信外，又掺和自己“左”倾观点，大加发挥，形成左上加左。他们为了推行左倾路线，朱聂等人一唱一和，自编自演地通过了《西北工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案》，以“肃反”为名的夺权目的更加合法化。“决议案”围绕西北党内必须“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为中心，对西北形势和党的任务作了极为错误的估计和规定，说什么“两条道路即苏维埃与殖民地的斗争同样在西北尖锐地表现出来”，要求“西北党共同努力”，“迅速创造一块陕北、陕甘、陕南、川陕(此时四方面军和25军已退出根据地)根据地，更荒唐地提出‘打通新疆和外蒙古和国际路线’”，“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口号是早已经完成[...]

1934年初，郭洪涛同志从北方局回来根据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的左倾思想标准来衡量陕甘、陕北的工作，认为刘志丹、高岗等是执行右倾机会主义。郭洪涛同志将情况向北方局代表作了反映。1935年5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驻北方局代表据此组成朱理智、聂鸿钧(朱、聂曾在河北省委工作)、刘炸夫(因故未来)三人为驻陕北苏区代表团。聂鸿钧(曾为河北省委组织部长)前往上海与中央局联系，在离开上海前，贺昌炽(时任上海临时中央局三人领导成员之一，负责满洲、河北、陕西和北方局代表联系，巩固党的组织和发展工作)，和聂谈话时说：“北方局代表意见，有很多张慕陶右派跑到陕北、陕甘苏区，专门挑拨陕北、陕甘的对立，挑拨二[...]

有的人提议让雇农出身的人担任书记。高岗以革命利益为重，他说提倡工农干部担任领导是对的。但是要选拔有能力的工农干部，不可能是工农干部就能当领导。有些人斗大的字不识几口袋，连话也讲不清，把批评批评说成“剥削剥削”，把意思也搞颠倒了，至于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更谈不上。这怎么能领导陕甘两省的革命斗争？不能独立思考就不能坚持革命原则。这不是栽葱栽蒜，栽上几株就算了。

1934年春，以南梁为中心根据地初具规模后，于2月25日，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习仲勋为主席，白天章为副主席。

在肃反问题上，刘志丹、高岗对山里的土匪、民团和白军的俘虏，实行不同的政策，区别恶善，起到瓦解敌人，壮大自己的作用，避免了山里山外到处树敌的弊端，使自己有了稳固的根据地。对于极端反动的民愤极大的，又无法改造的，就坚决彻底消灭掉；对于一般的土匪、民团，就采取争取、联合和改造，使他们转向革命，不少人变成革命战士，有的还当了红军的干部；对俘虏又不再当土匪，也不想当红军的，发给路费，打发他们回家；对于同情和靠拢红军的民团，就同他们实行统战，建立友好关系，通过他们购买军火，借武器和地盘、道路，打击极反动的敌人。过去，红军有个别杀俘虏的事发生，使白军官兵非常仇恨红军。自刘、高改变了对待俘虏的政策，不杀俘虏，[...]

为发展军队，培养军事、政治干部，军委开办了军事政治学校，刘志丹任校长，习仲勋、高岗先后分别任政委。高岗在讲政治课时说，中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双方争夺的主要对象。国民党用压迫、剥削的办法来争夺、征服，我们共产党人用代表和保护他们的权益来争取，把他们从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害怕国民党，而热心跟共产党走，这自然成了无产阶级的同盟军，也是我们革命必胜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