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有着悠久投机传统，宛如一座赌场的古老国度，各怀鬼胎的清朝人对于“武昌起义”这样一个若干年后出现在历史教科书里的名词并非热情似火，因为大家还要忙着生存或忙着投机。

十几年间，革命党三天一暗杀，五天一暴动。吴樾敢在天子脚下炸出洋五大臣；徐锡麟打入敌人内部，搞死一个巡抚；温生才直接拦轿手刃广州将军（省军区最高长官）孚琦——你要不弄死个把总督，都不好意思让人报馆上头条。

虱多不痒。在没有微博的年代，很多人只知道武汉出事了，却没料到有生之年竟能见证一个王朝的末日。

与此同时，一双冷峻的目光正投向洹（huán）上村那深邃的夜空。

1911年，滦州煤矿的负责人周学熙正和在庚子拳乱中被洋人骗走的开平煤矿打价格战。作为官二代（其父周馥曾任两江、两广总督），周学熙一不撞人二不奸淫，而是将有限的生命献给了同洋人作对这无尽的事业上。三年时间里，周学熙将英商打得皮开肉绽，元气大伤，让一帮爱国青年们激动得热血沸腾。

1911年，昆曲票友穆藕初正在美国学习棉纺业。他有幸成为泰勒（现代管理学之父）那本管理学奠基之作《科学管理原理》的第一批读者。这个年近四十的留美学生数次拜访泰勒，是唯一一个同这位管理学大师有过切磋的中国人。穆藕初学成回国后，筹资创办了上海德大纱厂，后来居上地崛起为同张謇、荣氏兄弟、周学熙并列的“棉纱四天王”。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那种群体性麻木的常态，阶层分化的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样性稀释了对同一社会目标的持续关注。

1911年，地处山西平遥，有“汇通天下”之称的晚清第一大票号“日升昌”由于时局维艰，存银锐减，它考虑的是如何重组转型为现代化的“银行”。

1911年，后来成为民国最牛出版商的张元济已经尝到了出版教辅书的甜头，原本只有一间房子的商务印书馆被一本名为《最新教科书》的教材推上了成功的天梯，他正在紧锣密鼓地酝酿下一个出版计划，迎接比张小波、路金波都要波澜壮阔的后半生。

“（北京）到处都在铺石子路，重要的宅邸都点上了电灯，街道也用电灯照明，电话通畅”“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日趋丰富，这是不成问题的。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财富增长的迹象映入眼帘”。

如果是拍电影，你可以说导演在欲扬先抑，渲染气氛。但这一片大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波谲云诡还真不是所谓的蠢蠢欲动、暗含杀气。

在很多场合，中国人貌似是关心政治的。不关心也不行，你不关心政治，政治肯定关心你，每天都合计着怎么再从你身上榨点民脂民膏。

可惜，在一个有着悠久专制传统的国度，多少人前赴后继地重演着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直至无望的心路历程，最终将人生追求定格在“莫谈国事，赚钱滚蛋”上。

愤怒、恐惧、痛苦、憎恨的情绪并不能打破晚清[...]

由于多年来文科教育的失败，国人缺乏历史的现场感，一谈到辛亥革命，眼前就浮现出“烽烟滚滚血横流”“城头变幻大王旗”的画面，仿佛全体清朝人高度自觉，人手一本《推背图》，早就算好了10月10日改朝换代，只待天朝崩溃，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各色人等便一齐跳出来，打跑颟顸愚昧的满酋。

这不符合历史真实。

据《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观察，1911年的中国是充满了新气象的。

序章

不是所有人都忙着站队

1911年7月26日，武汉《大江报》刊登了一篇名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的时评。

这篇被人竞相传阅的文章开篇即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将至。”

在那个腐烂与动荡的年代，类似的反动文章俯拾即是。之所以将这篇毫无史料价值、文笔稀松平常的文章单拎出来，因为它记录了一个可贵的现实——上下醉梦。

序言 难道我们都要变成自己曾经反对的那个人？

余世存

一次饭局上，朋友称赞作家吕峥有信誉。我很为他高兴，不过轻描淡写地说：“他是研究王阳明的啊。”朋友说，现在轻诺寡信的现象太多了，一般饭桌上的话谁当真呢？吕峥在饭桌上承诺他一件小事，事后确实用心做了，这就了不起。朋友感慨道：“回想起我们年轻时也曾想做一个正直守信的人，后来不免有所松懈了。”

不久，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沙龙上，见到暌违已久的吕峥。他是这套丛书的编委之一，却因闭关写作，缺席了好几次公开讲座。他给我送来了新书《中国误会了袁世凯》，60万字，创作两年，反复磋磨，总算艰难面世。

吕峥算得上是85后极为幸运的作家了。他的《明朝一哥王阳[...]

诚如于右任为宋教仁撰写的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呜呼！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宋之死不单单是一党一姓的损失，更是全体国民南柯一梦醒来后的怅然若失……

潘多拉的魔盒业已打开，刚刚启动的民主实践又回到了以武力决胜负的旧轨道。

镜头切到六年前，二十五岁的宋教仁潜入东北，成立同盟会东北支部。其间，他四处走访，遍览群籍，写就《间岛问题》一书，成为对日交涉的有力根据，以至于惊动了中央，要以五品京衔邀其入外务部供职。

如流星划过夜空，宋教仁以天纵之资给国人带来了唯一一次走向共和的希望。可惜，倏忽的逝去使初具规模的制度设计戛然而止，空留一腔“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遗恨和一句至今无解的百年之问：

在这片专制深厚的土地上，到底有没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

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人的命。

作为《临时约法》的起草者，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缔造者，宋教仁取代孙文是大势所趋，也符合同盟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

但从孙文拒绝出任国民党理事长来看，其内心是抵制这一转变的。常年策划起义的他坚信枪杆子里出政权，主张同盟会仍为革命组织，今天可以拥袁，明天操家伙便能反袁。

不要以为去修铁路就意味着默认了出局的现实，也可能是曲线救国，争取一击命中，彻底整垮宋教仁。

这就是宋案真相的两个版本。

的确，根据孙文的描绘，铁路时而翻过崇山峻岭扎进海拔四千多米的西藏，时而又穿越茫茫戈壁来到一望无际的蒙古草原，整个一人挡杀人佛挡杀佛。

革命家是人群里的酵母菌，只有当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而在和平年代，这些人毫无用武之地，大多抑郁而终。

所以，秋瑾走向死亡，徐锡麟走向死亡，林觉民走向死亡——也许冥冥之中都意识到青春背后没有东西了，就此了断。毕竟革命成功后，梦想不再是梦想，必须落实到制度的改革和琐碎的行政事务上，诗意烟消云散。

故由乱而治之日，便是革命家生不如死之时。烈士暮年，老骥伏枥，没权的刀枪入库也就认了，有权的则可能突变为终生革命家，从政治革命到文化革命，从革敌人的命到革自己[...]

反观宋教仁，年纪轻轻，蒸蒸日上，不日便会出任内阁总理，让一帮老同志情何以堪？

而事实上只要有国人的地方就有权力斗争，革命阵营内部也不例外。

最后则是无法调和的根本矛盾，即“革命成功后，革命党往哪里去”的问题，由此在国民党内部分化出“孙系”和“宋系”两派。

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这是鲁迅借用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抛给革命者的终极命题。

从来破坏易，建设难。当孙文的洋顾问端纳看过他那张画着密密麻麻的“铁路线”的地图后，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

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文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不切实际，对自己将要开创的事业缺乏最基本的了解。

草菅人命的魄力不用怀疑，毕竟人前科累累。问题是，动机呢？

首先，陈其美不爽宋教仁很正常。因为宋根本看不起孙，经常在日记中指责其“素日不能开诚布公、坦怀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还曾直接对日本友人说：“孙逸仙是落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其次，自从唐内阁倒台，陈其美从工商总长变成无业人员后，心理落差一直比较大。于右任在给友人的信中就说，陈其美如今在上海很无聊，成天躲在家里，客人也不多见，攻击他的人还说他整天在娱乐场所厮混，其实哪有这回事。

信末，他不免有些慨叹：“昔日的沪军都督，如今混成这样，你说可怜不可怜！”

通读两人的往来电文不难发现，洪述祖关心的是如何诋毁宋教仁，当他听说应桂馨能搞到宋早年在日本的犯罪记录时，立即许以重金。

而刺宋则是应桂馨主动提出的，在洪述祖发“毁宋酬勋”之前。

暂且不论“毁宋”到底是毁灭还是毁谤，就应桂馨对杀宋教仁比洪述祖还热心（若不去宋，恐大局必为扰乱）这一点而言，都值得刚步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学习，那就是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办，想人所想，急人所急。

敏锐的你不难猜到，应桂馨的幕后指使可能是陈其美。

宋教仁的“罗生门”

当武士英和应桂馨从公共租界移交给上海当局后，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先是武士英吃了一个毒馒头暴毙狱中，再是应桂馨成功越狱，逃之夭夭。

而负责看守监狱的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的老班底，戒备森严，除了陈本人，几乎没人能搞出一死一逃这么大的手笔。

事实上，应桂馨在狱中潇洒自如，甚至有恃无恐地吸鸦片，安逸得跟自己家似的。

联系到应桂馨是陈其美的青帮兄弟，给陈当过谍报科科长，向北京“投诚”还不到三个月，里面的内幕就引人遐想了。

当然你会说，应桂馨和洪述祖的电报在那摆着，还能有什么隐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