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年之久[...]

从1926年“三二〇”中山舰事件到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到1946年6月26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至1932年以前，达100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萧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

中国的洋务运动最终败给了日本的明治维新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三、中国出了毛泽东

陈云那份珍贵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说：“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完全坚决地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这位“A同志”，便是李德。

一个“完全坚决地不同意”，把完全处于被批判地位、一个劲在会场门口抽烟的李德描绘得淋漓尽致。

不管成功与失败，他在中国的使命基本结束了。

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就是正式撤销李德的指挥权。这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不管李德[...]

但承认事实也是需要勇气的。

三军团彭、杨的建议，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迅速西渡北盘江入滇作战以争取更大机动，特别是对后来实现北渡金沙江的战略意图，有着重要意义。

每一次都是一路硝烟一路战火一路鲜血一路牺牲走过来的。红军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转坎坷为通途的努力奋斗中，熔炼出了最顽强不息与最光彩夺目的生命力。

中央红军不论是“老三人团”还是“新三人团”，对这些情况基本不清楚。长征前中共上海局被破坏，红军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红军领导人的战略视野。主要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整体战略意图和西南军阀各自的算盘均不甚了解，于是便连续出现决策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红军内部的井冈山派与苏俄派在遵义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主张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是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

红军干部战士一面行军一面骂后面那个总也甩不掉的薛岳，哪一个能想到就是这个穷凶极恶的薛岳，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前夜，曾亲自跑到中共中央驻地向共产党人建议：把蒋介石作为反革命抓起来。

那真是一个大革命、大动荡、大分化、大瓦解的时代。

刘忠晚年离休后，写了本回忆录《从闽西到京西》。提及50年前红二师参谋长李棠萼贻误战机、失去控制全州的机会，仍然感叹不已。令他动情的不仅仅是个人失误，更是在这一失误背后付出了多少战友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自从电波作为人类通信工具以来，一种崭新的电报语言便脱颖而出。当最复杂的感情也须用最精练的语言表达之时，只言片语的细微差别，便包含了只有当事人才能清楚的可能要拥抱或可能要拔枪的含义。

布置湘江防务的时候，白崇禧和刘斐曾到兴安对十五军军长夏威和参谋长蓝香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谁给红军送个信，说我们让一条路任其通过。”衷心话隐藏在了笑话之中。

因为成峰太陡，所以下坡也很陡。“四一二”事变后仅4个月，白崇禧就与何应钦、李宗仁联合，迫蒋第一次下野。后来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冯阎大战、宁粤之争，只要是反蒋，就少不了白崇禧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