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就是良知，只要遵循良知，就能事事“无适”“无莫”，也就能做到“义”。

“志士仁人”应该“看穿生死”，以仁心天理为中心主宰最为重要，如果“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所以他强调要能够看透“当死不当死”，如若是死，要死有所值。如果当死而怕死，昧了良心，害了天理，这种“偷生”，也不过与禽兽相同而已。

王阳明在这里教导他的弟子，不要轻易指责他人，要与人为善。浅薄的人，趾高气扬的人，难免会令人鄙薄。即使嘴上不说，内心还是一样。君子会与人为善，不断努力自省，返照自心。

我们不能怪罪于父母亲人朋友，而更应该自省，明白问题出在自己身上，是自己没有志向。当志向坚定时，心怀良知，无论做什么都是“一事”。此乃不违本心，为己而学，诚意修身，顺道而行之事。

这里，王阳明首先肯定了“艺”对人生的美化或积极作用（“美此区宅”）。同时，“艺”“义”“道”的内在统一，同是“调习此心”即致其知，使之熟于道。很明显，王阳明把道德情感内化为个体的审美心理，使人生审美化了，使“艺”为人生服务。

这是王阳明对世儒的批评，也是对朱熹的格物说作的批评。拘泥于事事物物上寻讨知识，不知此本即在心而外求并强探力索，在王阳明看来，是无根之树。

“良知存久”是良知自觉和“自能光明”的必要条件，即它与用功长久的时间磨炼分不开，功到自然成。王阳明虽主张良知的简易自觉，但他并不奢望刹那顿悟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后者在他看来只是不着实效的拔苗助长而已。

阳明认为，“恶念”既去，即是恢复了心之本体，达到了至善之境。此时，只要依良知心体所指示的去做，则所做之事均是“为善”的行为。因此，不必再另外存个什么“善念”。

，《大学》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即《中庸》所说的“明善”。阳明曾说：“慎独即是致良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明善”之功。明善之外并没有别的诚身之功，格物致知之外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书之所谓精一，语之所谓博文约礼，中庸之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都是如此。

1、主一之功

原典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专注的功夫？就像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专注呢？”

先生回答说：“贪色就一心在美色上，贪财就一心用在财物上，这能称专注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专注。专注，是指一心只在天理上。”

解读

王阳明的功夫论必须指向修炼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存天理”。主一的核心意思在“天理”上。没有天理，只是逐物。

2、念念存天理

原典

问立志。

先生[...]

一是讲修身在正心，二是讲正心在诚意，三是讲诚意在致知，四是讲致知在格物。这四点与阳明“四句教”一一对应：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主张学致良知者参与种种事务的、学习的实际活动，如果知行分离，就势必像人多吃了东西而不消化一样，产生知识上的“伤食之病”。

无论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是除掉私欲，都只需要在致良知上下工夫就行了。致良知的功夫，要从心上去求，读书时要从心上理解书上的文义。

在王阳明看来，“静”绝不是断绝一切“闻见”，而是心“不流去”。陈九川对此还不甚理解，又以“不知其勤惰”问之，王阳明认为陈九川是错误地理解了程伊川的话。王阳明认为程颐是在否认这样一种“静而不动”的“功夫”，是在“讥他”。

这一番对话，最关键的是“无欲故静”这四个字。这个“静”，不是“静亦定”的静，不是与动相对立的静，而是“动亦定，静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也就是说静是本体。本体之念，大公无私。真正的静是无私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