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是希望集宋明理学之大成，而非未脱朱学影响。他认为“格物”的“格”是“至”（造诣）的意思，“物”指的是“天理”，那么“格物”就是“至其理”、就是“造道”，“格物”的目的就是“体认天理”。后来湛若水才与阳明先生之说渐通，《大学》古本一事证明湛若水不固执己见。

朱子以“敬”来让物上穷理和身心联系起来，阳明认为方向既然反了，这里的平添一字是画蛇添足，不是孔门教法。从朱子和阳明对《大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二人在为学的趋向上之不同。朱子“格物致知”“居敬涵养”双向并进。而阳明先生极力表彰复良知之本体，以诚意功夫统率格致诚正

从义理上说，阳明在这里并没有谈论生死问题，他所论的是生活的终极意义问题，而终极意义只是做君子圣人时时践行的事而已。王阳明认为，充实生，可以超越死。所以，他强调要能“息有养，瞬有存”，把握生命的每一时刻，充实生命，完成自我，存养天心，然后才能将此心直通天心。反之，如果每天不知珍惜生命时光，只会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即如行尸走肉，生亦如死。王阳明这种积极充实人生的态度，可以说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一脉相承，与孟子的“尽心则知天”的观点相映成辉，但更富有深意。

王阳明在这里纠正了人们对“颜渊问为邦”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赞同孔子因材施教、解偏救弊的教学方法。事实确实如此，孔子在回答学生们的同一个问题时，均能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努力的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很多人总想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武人打仗打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要衣锦还乡，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王阳明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副其实。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排斥虚妄，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

凡欲除之，皆是人欲。除而未累于心，也是私心。后面薛侃一直追问，但没有追问到王阳明无理处。周茂叔窗前的草不除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仁。王阳明为什么主张除去花间草？是因为理。但阳明强调，“然则善恶全不在物，只在汝心”，这里的意思是不能执念于物而论善恶，只有将物置于整体意义结构中方才有善恶。不做好做恶，不动于气，就是至善。

“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学，而敏求此之心理耳。心即理也。学者，学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后世广记博诵古人之言词以为好古，而汲汲然唯以求功名利达之具于外者也。

“博学审问”，前言已尽。

“温故知新”，朱子亦以“温故”属之尊德性矣。德性岂可以外求哉？唯夫“知新”必由于“温故”，而“温故”乃所以“知新”，则亦可以验知行之非两节矣。

“博学而详说之者，将以反说约也。”若无“反约”之云，则“博学详说”者果何事邪？

舜之“好问好察”，唯以用中而致其精一于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谓也。君子之学，何尝离去事为而废论说；但其从事于事为论说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

《易经》中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如果以积蓄存养德行为目的，那么凡是更多地了解圣人言行的人，难道不是在做积蓄德行的事吗？这正是知行合一的功夫。

你来信说：“你认为《大学》中的‘格物’是专指于本心来格求的，尚且勉强说得过去。至于《六经》《四书》中记载的多闻多见、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学审问、温故知新、博学详说、好问好察等，这些都很明显是在处事和辩论的过程中求得的，功夫的节目、顺序是不可紊乱的。”

“格物”的含义，前面已经详细解析过了，勉强说得过去的疑虑，想必已经不需要重复解释了。至于“多闻多见”，是孔子因为子张好高骛远才说的，子张以多闻多见作为学问，而不能自内心格求，存疑懈怠，这样他的言行不免会后悔，而他所谓的见闻恰恰助长了他好高骛远的气焰。这是孔子纠正子张专以多闻多见为学问的治学毛病的说法，而不是在教子张把多闻多见当做学问。

孔子曾经[...]

圣人治理天下，是多么简单容易呀！

王阳明在这里先是说了些谦和之言，随后阐述了致良知的重大意义。他认为，尧、舜、三王之所以能治理天下并保证其政治活动的正当性，其实道理非常简单，那就是本着良知而言行。政治家作为掌握政治资源进行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一方，如果按照良知处理政治事务，必然符合民众的愿望，因为不管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民众，在所具有的良知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上下一致，圣凡同心，天下便可得而治也。这个境界，便是阳明梦寐以求的社会大同。

圣人之治天下，何其简且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