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

观测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之后，我得到一个结论：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于明慧悟性上的达观者。这种达观产生宽宏的怀抱，能使人带着温和的讥评心理度过一生，丢开功名利禄，乐天知命地过生活。这种达观也产生了自由意识，放荡不羁的爱好，傲骨和漠然的态度。一个人有了这种自由的意识及淡漠的态度，才能深切热烈地享受快乐的人生。

他怀疑功名利禄是否值得牺牲文明生活的自由。灰鹰遂变成人心解放的象征。

闪电击中党人碑使苏东坡死后名望不断增高。最初十年，一切刻有他笔迹或文章的石碑都奉命拆毁，他的书本被禁，他也被除去生前的一切头衔。不过当时有一位作家在杂记中写道：“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仿佛是天意，崇宁五年（1106年）一月天空出现了一颗陨星，文德殿东墙上的石碑被闪电击中，分裂为二。再没有更清晰的天怒指标了。徽宗大惊，又怕首相反对，就叫人连夜将端（礼）门上的另一块石碑偷偷毁掉。首相发觉，十分懊恼，但却愤慨地惊叹说，“碑可毁，这些人的名字却永远难忘！”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预言实现了。

苏东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远教他太太或者最爱他的人操心

这是一个诗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倒非常关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连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枷锁，他就自比为上鞍的野鹿。他活在纠纷迭起的时代，难免变成政治风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

苏东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弟子由所说的话：“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后来，他在被迫之下，暂时退隐，在政坛上韬光养晦，此后，一个充实、完满、练达、活跃、忠贞的苏东坡出现了，这才是我们所知道、百姓所爱戴的苏东坡，也是温和诙谐、百姓的友人兼战士的苏东坡——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伟大人物。

绍圣三年（1096年）大年初一博罗发生大火，使他激动异常。全城都烧毁了。要放粮救济火户，建立暂时的居所，阻止抢劫。衙门全毁，需要重建。苏东坡怕积习又出现。政府为重建而乘机剥削人民，地方政府强征物力和民力。他叫程之才通令地方政府，维持市场的货源，不准强征民货。他说，否则“害民又甚于火矣”。他站在惠州街头，看到令人唏嘘的场面。他看到农夫载运一车车米谷到城中交税。因为收成好，米价下跌，官厅不肯收。这是苏东坡最关心的问题。他上前询问，知道粮价太低，政府要现款，农夫只好赔价卖谷来换钱，但是他们缴的税金却根据粮价高的时候来计算。结果他们欠一斗粮税，却要卖两斗才交得出来。他写了一封长信给程之才，就像当年写给[...]

他开起玩笑来，不分敌友。有一次，在朝廷盛典中，在众大臣之前，他向一位道学家开玩笑，用一个文词将他刺痛，他后来不得不承担此事的后果。可是，别人所不能了解的是，苏东坡会因事发怒，但是他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对身为邪恶之人，他并不记挂心中。只是不喜爱此等人而已。因为恨别人，是自己无能的表现，所以，苏东坡并非才不如人，因而也从不恨人。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他的这种魔力就是我这鲁拙之笔所要尽力描写的，他这种魔力也就是使无数中国的读书人对他所倾倒，所爱慕的。

过了一会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论语说》、《书传》及《易传》。我托你保管，收好，不要给别人看。三十年后一定大受赏识。”

他要开箱，却找不到钥匙，钱世雄安慰他说，他会复原，不必忙着交代这些。四周来钱世雄经常来看他。苏东坡最初和最终的乐趣都是写作。他把自己在南方所写的诗文拿给钱世雄看，眼睛闪闪发光，似乎忘记了一切。有时候他还能写短简和题跋，其中包括一篇桂酒颂，他知道好友会仔细珍藏，就把这篇文章送给钱世雄。

除了这些工作，他在儿子协助下还收集各种杂记，编成《志林集》。当年两兄弟分注五经，苏东坡担任两种。谪居黄州期间他已完成《易传》和《论语说》。如今在海南岛他又完成了《书传》。最杰出的成就是一百二十四首《和陶诗》。他在颖州就开始“和”这些诗，但是到惠州后，被迫闲居乡下，他发现自己的生活几乎和陶潜一模一样，他十分景仰陶潜。等他离开惠州，已经完成一百零九首，最后十五首专“和”陶潜尚未被和过的诗篇，都在海南岛完成。他

事实上苏东坡从来不必挨饿。他的好友邻居也不容许他挨饿。他似乎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有一天他头上顶着大西瓜，一面唱歌一面穿过田野。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农妇对他说：“内翰昔日的富贵，有如一场春梦。”从此苏东坡就叫她“春梦婆”。

现在苏东坡由华北动身，要走一千五百哩到岭南，他一生东飘西落，在神明安排的旅程中，这只是另一步路，天生注定，如今才展露在他在前罢了。他年届五十七，已看过太多荣辱起伏，不会轻易被新变局吓倒。命运要他晚年脱离政治，做一个普通人，他一向渴望如此。他一步一步前进，寥无惧意，心境十分安详。过去他曾以真理和诚心勇敢地面对每一个问题与情境；他甘愿一切听上苍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