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礼之后一个月,塔赫里夫妇、沙利夫和他的妻子苏丝,还有索拉雅几个阿姨到我们家吃晚饭。索拉雅用白米饭、菠菜和羊肉招待客人。晚饭后,大家都喝着绿茶,四人一组打扑克牌。索拉雅和我在咖啡桌上跟沙利夫两口子对垒,旁边就是沙发,爸爸躺在上面,盖着毛毯。他看着我和沙利夫开玩笑,看着索拉雅和我勾指头,看着我帮她掠起一丝滑落的秀发。我能见到他发自内心的微笑,辽阔如同喀布尔的夜空,那些白杨树沙沙响、蟋蟀在花园啾啾叫的夜晚。
快到午夜,爸爸让我们扶他上床睡觉。索拉雅和我将他的手臂架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的手搭在他背后。我们把他放低,他让索拉雅关掉床头灯,叫我们弯下身,分别亲了我们一下。
“我去给你倒杯水,带几片吗啡,[...]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开了,说出来了,得到解决了。我张开嘴巴,差点告诉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对他说谎,把他赶出家门,还毁坏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谊。但我没有。我怀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里都比我好得多。勇气只是其中之一。
稍大一些之后,我从诗书中读到,雅尔达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恋人彻夜难眠,忍受着无边黑暗,等待太阳升起,带来他们的爱人。遇到索拉雅之后那个星期,对我来说,每个夜晚都是雅尔达。等到星期天早晨来临,我从床上起来,索拉雅·塔赫里的脸庞和那双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脑里。坐在爸爸的巴士里面,我暗暗数着路程,直到看见她赤足坐着,摆弄那些装着发黄的百科全书的纸箱,她的脚踝在柏油路的映衬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银环叮当作响。一头秀发从她背后甩过,像天鹅绒幕布那样垂下来,我望着她的头发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会公主,我的雅尔达的朝阳。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爸爸说。我的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我算哪门子英雄?只担心风筝。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他们交谈。“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户。我看见爸爸将行李厢的门摔上。他浑身湿透,走向驾驶座那边,斜倚着身子,向后座的阿里说些什么,也许是作最后的努力,以便让他回心转意。他们那样交谈了片刻,爸爸身上湿淋淋的,弯下腰,一只手放在轿车的顶篷上。但当他站起身来,我从他松垮的肩膀看出,我与生俱来的那种熟悉的生活已经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车,车前灯亮起,在雨水中照出两道灯光。如果这是哈桑跟我过去常看的印度电影,在这个时候,我应该跑出去,赤裸的双脚溅起雨水。我应该追逐着轿车,高声叫喊,让它停下来。我应该把哈桑从后座拉出来,告诉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泪会跟雨水混在一起。我们会在如注大雨中拥抱。可这不是印度电影。我很抱歉,但我[...]
透过卧房的窗户,我看见阿里和哈桑推着独轮车,载满牛肉、馕饼、水果、蔬菜,推上车道。我看见爸爸从屋子里出现,朝阿里走过去。他们的嘴巴说着我听不见的话,爸爸指了指屋子,阿里点点头。他们分开。爸爸走回屋子,阿里随着哈桑走进他们的斗室。
隔了几分钟,爸爸敲敲我的房门。“到我的办公室来,”他说,“我们得坐下来,把这件事处理好。”
我走到爸爸的书房,坐在一只皮沙发上。约莫过了三十分钟,哈桑和阿里也来了。
他们双眼红肿,我敢肯定他们一定哭过。他们手拉手站在爸爸面前,而我则寻思自己究竟在什么时候具有造成这种痛苦的能力。
爸爸开门见山,问道:“钱是你偷的吗?你偷了阿米尔的手表吗,哈桑?”
哈桑的回答简单得只有一[...]
我想起哈桑的梦,那个我们在湖里游泳的梦。那儿没有鬼怪。他说,只有湖水。但是他错了。湖里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脚踝,将他拉进暗无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个鬼怪。
自从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你到哪里去了?我在找你。”我艰难地说,仿佛在吞嚼一块石头。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脸,抹去眼泪和鼻涕。我等待他开口,但我们只是静静地站在那儿,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谢夜幕降临,遮住了哈桑的脸,也掩盖了我的面庞。我很高兴我不用看着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吗?如果他知道,我能从他眼里看到什么呢?埋怨?耻辱?或者,愿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诚的奉献。所有这些里,那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我们全部人站在院子里,哈桑,阿里,爸爸,还有我。法师背诵经文,转动他的念珠。爸爸咕哝着,“快了结吧。”他低声说。他对这分肉的仪式和无止境的祷告感到厌烦。爸爸对宰牲节起源的故事不以为然,就像他对所有宗教事物不以为然一样。但他尊重宰牲节的风俗,这个风俗要求人们把肉分成三份,一份给家人,一份给朋友,一份给穷人。每年爸爸都会把肉全给穷人。“有钱人已经足够肥了。”他说。
1973年7月某天,我开了哈桑另外一个玩笑。我念书给他听,接着突然不管那个写好的故事。我假装念着书,像平常那样翻着书,可是我说的跟书本毫无关系,而是抛开那个故事,自己杜撰一个。当然,哈桑对此一无所知。对他而言,书页上的文字无非是一些线条,神秘而不知所云。文字是扇秘密的门,钥匙在我手里。完了之后,我嘴里咯咯笑着,问他是否喜欢这个故事,哈桑拍手叫好。
也许我在那儿站了不到一分钟,但时至今日,那依旧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分钟。时间一秒一秒过去,而一秒与一秒之间,似乎隔着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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