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看他本人的本事，不看他老子的本事。

是“老几”。“老几”源自“老卷”，“老卷”是老卷毛的意思。刚到大荒草漠的时候，犯人们留一种特殊发式，前面剃秃瓢，脑勺上却蓄一撮头发，陆焉识的卷毛拖在脑后，像不太健康的绵羊尾巴。1959年北京来了个公安部首长，视察七大队时发现墙报上的字写得不凡，问是谁写的，回答是老卷写的，首长听成了“老几”，笑着说，“老几”这绰号好，地、富、反、坏，加上美蒋特务、漏网汉奸、贪污犯，编了号排下去，叫个“老几”多方便，把“老几”往哪儿插队都行！于是人们便“老几老几”地叫，叫了下来。

冬青铺天盖地，窗子门框都绿叶婆娑。四十年前，我们的红楼四周，栽种的就是冬青，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冬青，无论冬夏，无论旱涝，绿叶子永远肥绿，像一层不掉的绿膘。小嫚第一次见到刘峰，他骑着自行车从冬青甬道那头过来，一直骑到红楼下面。那是一九七三年的四月七号，成都有雾——她记得。

来的，都是军版才子佳人，找不出一张面孔一

阿多那多用一条江北嗓门喊出英语：“神父，放她们进来，还不如放日本兵进来呢！”

那个二十六、七岁的窑姐突然朝英格曼神父跪了下来，头垂得很低，说：“我们的命是不贵重，不值当您搭救，不过我们只求好死。再贱的命，譬如猪狗，也该死个干净利落。”

那天的晚餐只有一个素菜汤，里面连做做点缀的碎红肠也没有。

豆蔻只好自己和自己说下去：“不行，土包子一个，吃不来洋面包。”她走到桌前，看看那只汤桶，里面还有一节节断了的通心粉和煮黄的白菜，她厚厚脸皮又是一笑，拿起长柄铜勺。那勺子和勺柄的角度是九十度，盛汤必须得法，如同打井水，直上直下。象豆蔻这样不知要领，汤三番五次倒回桶里。女孩们就象没她这个人，只管吃她们的。

“哪个帮帮忙？”她厚颜地挤出深深的酒窝。

一个女孩说：“谁去叫法比·阿多那多神父来。”

“已经去叫了。”另一个女孩说。

豆蔻自找台阶下，噘着嘴说：“不帮就不帮。”她颤颤地掂着脚尖，把勺柄直直向桶的上方提，但她胳膊长度有限，举到头顶了，勺子还在桶沿下。她又自我解围说：“桌子太高了。”

“自己是个冬[...]

年长的窑姐站下来，回过身。她确定了这个中年神父问的是她，才微微的屈一下膝，上身端得笔直，回答说：“叫玉墨。文墨的墨。”

她不是那种艳丽佳人，但十分耐看，也没有自轻自贱、破罐破摔的态度。女孩们和阿多那多都给她收服了一刹那，忘掉了她是一个身份低下的风尘女人。

廊上面张着长长的廊檐。假如你傍晚在三楼走廊上吹黑管或拉提琴练习曲，目光漫游，越过楼下也带廊檐的回廊，再越过回廊尽头的小排练室，绕过小排练室右侧的冬青小道，往往会看到一个挑着俩大水桶的人，此人便是刘峰。水桶是为隔壁巷子里一个男孩儿担的，男孩儿十七岁，没有父母，巷子里的孩子们叫他“括弧”，因为他那双腿站成立正就是一对完好的括弧。孩子们说，要是玩球，可以把括弧的两条腿当球门，球踢过去都不会擦着“门框”。括弧走路靠一个高板凳，先把板凳往前搬一步，自己

怎样紧密相处，在一起糟蹋青春（八年青春！），都休想记住他长什么样。可是在王府井大街上，脸庞的海里，我的视线瞬刻就把他钓出水面。而且还是侧面的他。我想叫他，又想，还是等等。

他叫刘峰。假如把对刘峰的形象的描写做一个填空表格，其实也办得到——脸型：圆脸；眉眼：浓眉，单眼皮；鼻子：圆鼻头，鼻梁端正；肤色：细腻白净。个头儿高一米六九。我们都是从五湖四海给挑来上舞台的，三十多年前，从我们那座红楼里出来的，都

婉喻那时候才醒悟，孩子们已经不再相信母亲了。母亲讲述的他们的父亲，跟人民政府定义的那个无期囚徒是两回事。只可能有一方在撒谎，他们不认为撒谎的是人民政府。那是一个惨痛的醒悟。她不怪孩子们。正如孩子们也不怪她。但孩子们对她的迁就只能到此。正如她也只能谅解他们，相信政府总不是坏事。

小菲很想去安慰小伍两句，叫她别感到耻辱，她是她，她爹是她爹，谁不知道小伍十七岁入党，是个小小年纪的老革命？这么多年，小伍行得正，站得稳，就是小菲再投一回娘胎，出来也不如小伍的坯子正。别人不了解她小伍，小菲还能不了解？虽然她整天老三老四做小菲操行指导、政治教员，她从来没有亏待过小菲，有个冰棒，碰上小菲，也要掰半个给她。况且伍老板毕竟宠爱小伍一场，和他断绝父女关系，她心里能不血淋淋吗？因为对小伍的理解和支持，小菲的彩排十分成功，嗓子也扯得起了毛似的。

他和他的恋人分手之后，靠吃安眠药过闭上眼的日子，靠香烟过睁开眼的日子。

我想这就是我太祖母冯仪芳说的“没用场”。一般此类“没用场的人”都有一身本事，误以为本事可以让他们凌驾于人，让人们有求于他们的本事，在榨取他们本事的同时，至少可以容他们清高，容他们独立自由地过完一生。但是他们从来不懂，他们的本事孤立起来很少派得上用场，本事被榨干也没人会饶过他们，不知如何自身已陷入一堆卑琐，已经参与了勾结和纷争，失去了他们最看重的独立自由。我的太祖母冯仪芳说陆焉识“没用场”，正因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