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楼房最底层一套狭小低矮的居室里出生，长大。父母睡沙发床，晚上拉开的床从墙这头摊到墙那头，几乎占满了他们的整个房间。早上起来，他们总是把床上用品藏进下面床屉里，把床垫翻过来，折拢，用浅灰床罩罩得严严实实，上面放几个绣花靠垫，夜间睡觉的所有痕迹于是荡然无存。他们就是这样把自己的房间用作卧室、书房、阅读间、餐厅和客厅。对面是我的小绿屋，一个大肚子的衣橱占去了房间的一半。过道昏暗，狭仄而低矮，有点弯曲，像监狱里的逃跑地道，将两个小房间之间的简易厨房和厕所连接起来。囚禁在铁笼里的一只光线暗淡的灯泡，即使白天也向走廊投射出阴郁的微光。两个房间的前部都只有一扇窗子，窗子由金属遮帘护卫着，眯起眼睛使劲要看[...]

但这不是开玩笑：生活靠一根细线维系。我现在明白，他们一点也不知道能否真的可以再次交谈，或许这就是最后一次，因为天晓得将会出什么事，可能会发生骚乱，集体屠杀，血洗，阿拉伯人可能会揭竿而起把我们全部杀光，可能会发生战争，可能会出现大灾难，毕竟希特勒的坦克从北非和高加索两面夹击，几乎要抵达我们的门口了，谁知道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空洞无物的谈话实则并不空洞，只是笨拙罢了。那些谈话现在显示给我的则是，当时对他们——对所有的人，不光是对我的父母来说，表达个人情感多么艰难。

不光是那时特拉维夫的日光与耶路撒冷的日光同今天相比有许多不同，而且连万有引力定律也截然不同。在特拉维夫人们走路的方式都不一样，他们健步如飞，如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飘浮。在耶路撒冷，人们走路的方式倒像是参加葬礼，要么就是像听音乐会迟到的人，先踮起脚尖，测试着地面，然后，一旦他们放下脚，就不急着前行了。

那人生纯净直白又简单，就像热天里的一杯水。

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认为国际知名与两条瘦腿有关，因为正在被谈论的人大多上了年纪，用拐杖探路，两只脚跌跌撞撞，就连在夏天也穿着厚毛衣毛裤。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它们具有真正舒适世界里的感官韵味，远离布满灰尘的白铁皮屋顶，远离满是废铁、鳍蓟的城市荒地，远离承受炎炎夏日重压的耶路撒冷那焦渴的山坡。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就能听到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就能看到赤脚的牧鹅女，在我什么都还不懂时，她的性感就让我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