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对床”之思，在唐人寄弟诗中有之，此种想法成了兄弟二人团聚之乐的愿望，也是辞官退隐后的理想生活。后来有两次弟兄二人又在官场相遇，彼此提醒在诗中曾有此“风雨对床”之约。

苏氏父子的文名日盛。他们与当代名家相交往，诗文为人所爱慕，一家皆以文坛奇才而知名于时。兄弟刚二十有余。年少有时也会成为天才的障碍。苏东坡这时轻松愉快，壮志凌云，才气纵横而不可抑制，一时骅骝长嘶，奋蹄激地，有随风飞驰，征服四野八荒之势。但是弟弟则沉默寡言，父亲则深沉莫测，对事对人，一概不通融假借，因此处世则落落寡和，将身旁这两匹千里之驹，随时勒抑，不得奋霞奔驰。

。在襄阳他写了几首歌，《船夫吟》，如《野鹰来》，系为追忆刘表而作，《上堵吟》则为追忆孟滔因手下二将不才失去沃土的经过。其诗为：

台上有客吟秋风，悲声萧散飘入宫。

台边有女来窃听，欲学声同意不同。

君悲竟何事，千里金城两稚子。

白马为塞凤为关，山川无人空且闲。

我悲亦何苦，江水冬更深，鳊鱼冷难捕。

悠悠江上听歌人，不知我意徒悲辛。

“死者有知，或升于天，或升于四方，上下所适如意，亦若余之游于四方而无系云尔。

“仆固非求仕者，亦非固求不佳者……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以就有司之权衡，以自取轻笑哉……向者权书论衡几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猝之言又何足信耶？”给梅圣俞的信里说：“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自思少年尝举茂林，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届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

当时学者不知刑罚之可畏，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怕欧阳修的意见。试想一想，欧阳修一天向同僚说的话，那该有何等的力量啊！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口中说出，全京都人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儿子说：“记着我的话。三十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

要了解一个死去已经一千年的人，并不困难。试想，通常要了解与我们同住在一个城市的居民，或是了解一位市长的生活，实在嫌所知不足，要了解一个古人，不是有时反倒容易吗？姑就一端而论，现今仍然在世的人，他的生活尚未完结，一旦遇有危机来临，谁也不知道他会如何行动。醉汉会戒酒自新，教会中的圣人会堕落，牧师会和唱诗班的少女私奔。

苏东坡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一则是由于他对自己的主张原则，始终坚定而不移，二则是由于他诗文书画艺术上的卓绝之美。

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瘾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可是这些也许还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凌虚台记》：

台于南山之下，宜起居饮食与山接也。……而太守之居，未尝知有山焉。……太守陈公杖屡逍遥于其下，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身也。曰是必有异。使工凿其前为方池，以其土筑高台，高出于屋之檐而止，然后人之至于其上者，恍然不知台之高，而以为山之踊跃奋迅而出也。公日，是宜名凌虚。以告其从事苏轼，而求文以为记。就复于公日，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缓，狐险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尝试与公登台而望其东，则秦穆之祈年第泉也，其南则汉武之长杨五柞，而其北则隋之仁寿、唐之九成也。计其一时之[...]

七月二十八日，他迅速衰弱下去，呼吸已觉气短。

七月十八，苏东坡把三个儿子叫到床前说：“我平生未尝为恶，自信不会进地狱。”他告诉他们不用担心，嘱咐他们说：子由要给他写墓志铭，他要与妻子合葬在子由家附近的嵩山山麓。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在海外，完成了《论语》、《尚书》、《易经》三书的注解，我想以此三本书托付你。把稿本妥为收藏，不要让人看到。三十年之后，会很受人重视。”

回到常州之后，他的病还是缠绵不愈。一直没有胃口，一个月光景，始终倒在床上。他预感大去之期已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