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中官郑和下南洋，前后凡七次。其事在1405至1433年之间，早于欧人的东航，有好几十年。据近人的考究：郑和当日的航路，实自南海入印度洋，达波斯湾及红海，且拂非洲的东北岸，其所至亦可谓远了。史家或说：成祖此举，是疑心建文帝亡匿海外，所以派人去寻求的。这话臆度而不中情实。建文帝即使亡匿海外，在当日的情势下，又何能为？试读《明史》的外国传，则见当太祖时，对于西域，使节所至即颇远。

安南从五代时离中国独立，成祖于1406年，因其内乱，将其征服，于其地设立交趾布政使司，同于内地。

但太祖建都南京，对于北边的控制，是不甚便利的。成祖既篡建文帝，即移都北京。对于北方的控制，本可更形便利。

明太祖起于草泽，而能铲除胡元，戡定群雄，其才不可谓不雄。他虽然起于草泽，亦颇能了解政治，所定的学校、科举、赋役之法，皆为清代所沿袭，行之凡六百年。卫所之制，后来虽不能无弊，然推原其立法之始，亦确是一种很完整的制度，能不烦民力而造成多而且强的军队。所以明朝开国的规模，并不能算不弘远。只可惜他私心太重。废宰相，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他用刑本来严酷，又立锦衣卫，使司侦缉事务，至后世，东厂、西厂、内厂，遂纷纷而起（东厂为成祖所设，西厂设于宪宗时，内厂设于武宗时，皆以内监领其事）。这都不能不归咎于诒谋之不臧。其封建诸子于各地，则直接引起了靖难之变。

自1279年元朝灭宋，至1368年顺帝北走，凡八十九年。

元朝到顺帝之世，反抗政府的，就纷纷而起。其中较大的是：台州的方国珍（今浙江临海县），徐州的李二，湖北的徐寿辉，濠州的郭子兴（今安徽凤阳县），高邮的张士诚（后迁平江，今江苏吴县），而刘福通以白莲教徒，起于安丰（今安徽寿县），奉其教主之子韩林儿为主。

文官投降了，武官解甲了，大多数的人民，虽然不服，苦于不问政治久了，一时团结不起来。时乎时乎？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乃将一颗革命的种子，广播潜藏于人民的唯一组织，即所谓江湖豪侠的社会之中，这是近世史上的一件大事。

中国和亚、欧、非三洲之交的地中海沿岸，是世界上两个重要的文明起源之地。

清朝既定江南，乃下令强迫人民剃发。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谚，其执行的严厉可想。此举是所以摧挫中国的民气的，其用意极为深刻酷毒。缘中国地大而人众，政治向主放任，人民和当地的政府，关系已浅，和中央政府，则几于毫无直接关系，所以朝代的移易，往往刺激不动人民的感情。至于衣服装饰，虽然看似无关紧要，然而习俗相沿，就是一种文化的表征，用兵力侵略的异族，强使故有的民族，弃其旧有的服饰而仿效自己，就不啻摧毁其文化，而且强替其加上一种屈服的标识。这无怪当日的人民，要奋起而反抗了。

，则文化相同的人民可以结

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建州女真之祖先为名将李成梁所杀，时在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之翌年，遂与明结仇九九藏书网。明再启用熊廷弼，本可安定疆土，惜广宁巡抚王化贞主战，与熊之主守意见不合，因此影响战略，广宁遂失守，于是派大学士孙承宗为蓟辽经略使，命袁崇焕守宁远。满洲族在明代分为三部：一为海西女真，二为建州女真，三为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由于住在黑龙江流域，距中原最远，所以不常来朝贡，但前两个部落女真，明代时每年均来朝贡。万历四十四年，彼创立后金汗国，以步骑二万，兴师犯九*九[...]

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稀缺资源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

不时有朋友问我：最便捷地阅读了解五千年来

之禁例渐多，本部族中的女子，可以匹合者渐少，亦益迫令男子从事于向外掠夺。所以家庭的起源，是由于女子的奴役；而其需要，则是立在两性分工的经济原因上的。与满足性欲，实无多大关系。原始人除专属于他的女子以外，满足性欲的机会，正多着呢。游猎之民，渐进而为畜牧，其人之好战斗，喜掠夺，亦与游猎之民同（凡畜牧之民，大抵兼事田猎），而其力且加强（因其食物充足，能合大群；营养佳良，体格强壮之故），牧群须人照管，其重劳力愈甚，而掠夺之风亦益烈。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土田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

美先尽矣，则相生疾。”（同上昭公七年郑子产说

同姓从宗合族属，异姓主名治际会。名著而男女有别。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属乎子道者，妻皆妇道也。谓弟之妻为妇者，是嫂亦可谓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无慎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