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中心’容易成为一个腐败滋生的地方，这与政府公务消费不透明有很大的关系。”

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所谓的‘培训中心’‘疗养院’‘驻京办事处’，实际上成了大吃大喝的场所。”

官员隐性利益泛滥，危害极大，挑战了社会公平正义。

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运作自身掌握的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在法定利益之外，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隐性利益。

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道德约束不了权力，权力只有用权利来约束。

交流有问答，也有争论；有讨论，也有质疑；有观点，也有建议。我们的话题相当广泛，当然“挑事”的一方总是李松，我不过是积极的响应者。最重要的是，我们议论的话题相当敏感，诸如驻京办、秘书腐败、官员腐败、官本位、官员学历造假、公车改革、科研经费“黑洞”、网络舆情、民间反腐等。不敏感的话题，从不纳入我们的视野。每次采访完后，他总是依照规矩行事，一定要征得对方同意才发稿。李松是很懂事、守本分、重然诺的人。

但要清楚地看到，在当今社会，要“探寻事实真相”并非易事。因为真相总是处在一种动态与各方利益的博弈之中，这是一个需要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才能最终逼近和抵达的目标。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把握好媒体、政治权力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共生关系，将事件真相还原给公众，从而恪守媒体的客观报道，既凸显了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也验证了记者的良知与职业道德。

其实，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权力制度和权力监督的制度设计并不缺乏。但为什么很多研究者认为，腐败问题是权力之“癌”，是一种无药可治的不治之症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只靠制度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证明，我国对权力腐败的方方面面都有明文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隐性的权力”来说，却常常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现象让很多政治学者深感困惑，有些学生也因此把政治学当作“伪科学”。

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来说，权力制度和权力监督的制度设计并不缺乏。但为什么很多研究者认为，腐败问题是权力之“癌”，是一种无药可治的不治之症呢？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只靠制度反腐败，是不可能成功的。事实证明，我国对权力腐败的方方面面都有明文规定，但这些规定对于“隐性的权力”来说，却常常成为一纸空文。这种现象让很多政治学者深感困惑，有些学生也因此把政治学当作“伪科学”。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在政治权力的角逐场上，权力的博弈让很多腐败走向“地下”，权力腐败之癌细胞逐步向政治肌体转移渗透，变成更多更难根治的腐败顽疾。李松把这本书定义为“中国隐性权力调查”，就是对中国的腐败问题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诊断，因而也是更加深层次的更加系统的“反腐败”。这种探索的深度是前人所未尝涉及的。如果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那么，反腐败的前提就是需要有人把隐蔽得最深的黑暗揭露出来，打开天窗，引进阳光。李松的《中国隐性权力调查》正是承担了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西方有一句名言：把权力装进笼子里。

古人云，如果没有监督和制约，一切权力都将最终走向腐败。

中央禁止领导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后，周良洛不敢再去了。于是，这些老板又变换花样，专门找了一个地方，让周良洛单独去。”这位检察官说，“这些老板在那里专门为周良洛准备了美酒和女人。就这样，在美酒和女人的诱惑下，周良洛一步步坠入犯罪的深渊。”

目前领导干部“权力期权化”主要有三类：一是“封妻荫子”式。在任时为企业、他人谋利，离职后让企业、他人将好处赠予自己的妻子儿女；二是“投桃报李”式。在位时为企业谋利，辞职或退休后到企业“高薪打工”；三是“人身依附”式。离职或退休前在要害部门培植、安插亲信，使自己退出权力中心后，仍能享受权力带来的各种方便和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