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次我求他给我算个命，他说这都是假的，你不要信。我说既然是假的那你不是在骗人？他说世界上总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需要花点小钱买个安慰；而我们这些废人也是生灵，也要活命，这叫天生人必养人

瞎子哥善良，自己的万千不幸和寒苦，仿佛觉得是天命而从无抱怨。见我家如此，却对我添了许多怜悯和叹惋

在一个万物为刍狗的时代，他到底又能守护住什么，他又望见了什么人间奥秘而最终归于沉默。

俗务不必强为，雅行应止适可。杯盏间事，他日复加，今请避之。笈中或有消闲珍本，间时而读，得一笑而后暂释之，不得苦索经卷奥旨。

我说的这个原谅，最好莫过于忘记。忘记，才能使我心安理得。

将来的事，谁也难以预料，我求得清净则心安无恙了。

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老李认为——红卫兵的造反初衷源于那一代的神圣使命感，他们并不单纯，至少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幼稚。但动机不错的行动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

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为此首先承担罪责，全国各地的“文革”之火并非文盲引起，主要的“纵火犯”都是书生，他们只是没想到“革命最后会革到自己头上”。而在此之前，整个知识群体的道义缺失，客观上默许和纵容了暴政的为所欲为。他们为此付出的血腥代价，在当时尚未能完全唤起良知和胆识。历史普遍地作弄了那些深怀使命的人们，我们似乎永远处于一个玩笑的时代。

西贤曾谓——当这个世界疯狂时，少数清醒者反而会被大众指认为疯子。大家在读过我以后逐渐披露的老李书信之后，一定会相信我对老李的信任——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绝不会如世俗所谓发疯的，他的从容赴死，只是对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而已。

如果这个世界一切的美好、真实和思想都随水而逝，一去无迹，那我只能认为是这个时代集体合谋谋杀了老李，并且消尸灭迹。

迅翁尝云：人最痛苦的莫过于梦醒之后无路可走。于我，则常是中宵酒醒之后，无路可走而深陷回忆，牵出无数往事的余痛。

“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部件。任何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组织所不允许的；组织只会冠冕堂皇地提倡集体主义，会用无数教条来帮助你遗忘作为人的个性。而且，有组织就会有纪律，面对这种暗中制定秘密掌握的律条约法宣誓。

“组织”作为名词，似乎是从日语演变的一个外来词；在古代汉语中，它只是一个动词——编织或者构陷。这个名词的引入，最初大约只是用于医学抑或生物，比如细胞组织；其历史不会超过100年。但就是这么短的一点时间内，这个词忽然发酵般膨胀起来，成为20世纪迄今风靡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性名词。它刚开始还只是表示根据一定的目的、任务和系统结合的集体或者社团；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狂飙突进，这个毫无定性的词语，在辞典上衍生出一个专有的义项。

用许多红色小说的话说——1938年的大伯，已经是“组织上的人”了。事实上，组织中只有细胞，是不再有人的。发明组织的人，是按机器原理设计的，个体的人在组织中，类似某个螺丝、刀片一般的[...]

蒋介石从孙中山那里继承而来的国家体制，是违背现代宪政的“三一律”——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当基本的人权都要被这个政府所钳制时，如果有另外一个党打出“要自由民主，要结社言论自由”的口号时，你说它能不吸引我们这些爱国哀民而又轻身躁进企图改造社会的理想青年吗？无数优秀的先驱真正为此理念抛了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