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译文徐爱说：“昨天闻听先生的教导，我也隐约觉得功夫理当如此。现在听先生一说，更加没有疑问了。昨天清早我这样想，‘格物’的‘物’，也就是‘事’，都是从心上来说的。”先生[...]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尽也。知天如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译文徐爱问：“‘尽心知性’怎么会是‘生知安行’的[...]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苟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年），王守仁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首次提出知行合一说。“知行合一”正是阳明先生心学的哲学命题之一。此段中，先生为解学生之惑，举出两例来说明必须知行合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主要针对朱学而发，与朱熹的思想对立。他反对程朱理学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徒悬空口耳讲说”的学风。程朱理学包括陆九渊都主张“知先行后”，将知行分为两截，认为必先了解知然后才能实践行。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正是为了救朱学之偏。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

解读依据朱子以天理统治人心的思路，问题的关键在于让每个人都通晓孝道。而王阳明的孝道观，充分强调了人的道德主体性品格，肯定了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本质。它把人从外在的教条主义理学桎梏中解放出来，重新指向人的内心，使人立足于自身的“良知”成就自己的孝道。

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解读王阳明的至善论认为，孟子从本源上说性善、荀子从发用上说性恶，但是对于这两者都不执著。他认为：性，一而已。这样就把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打并为一。他也接纳了宋儒的理气说，不过重点是放在心之所发处。

徐爱又问：“至善只从心中寻求，大概不能穷尽天下所有的事理呀？”先生说道：“心即理。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呢？”

“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4、知行合一的理论基础

原典

来书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此为学者吃紧立教，俾务躬行则可。若真谓行即是知，恐其专求本心，遂遗物理，必有暗而不达之处。抑岂圣门知行并进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即如来书所云“知食乃食”等说可见，前已略言之矣。此虽吃紧救弊而发，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非以己意抑扬其间，姑为是说，以苟一时之效者也。

“专求本心，遂遗物理”，此盖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

解读

此段文字是钱德洪已经编完《传习录》，自己附加一部分内容在最后，然后才写这个跋语。跋语主要说明此书的编辑情况。由落款可以看出，此书编成之年，在嘉靖丙辰年，即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此文写作的时间也可以理解成此书最后编成的时间。

（全书完）

岂敢随便指望他人？人是最容易因耳闻目见得到意念的，你不去教他在良知上做为善去恶的功夫，只去悬空思索一个本体，一切就都落不到实处，这只不过是修养成了一个虚空静寂的坏毛病。这个毛病不是小事情，所以，我不能不早点向你们说破。”

这一天，钱德洪和王汝中都有很深的感悟。

解读

王阳明晚年提出了被称为“四句教”的学术宗旨。因对四句教的理解不同，王汝中和钱德洪发生了争执，于是就有了“天泉证道”这段公案的发生。王阳明认为，“四句教”彻上彻下，可以用之教化任何人。在悟道上，可能存在两种方法，虽然针对性不同，但可以相资相须，不可执著一边。天泉证道是王学中一件重要公案，围绕它，晚明乃至明清之际发生过多次争论。

本体遭蒙蔽，因此需要教他们在意念上存个为善去恶的意，待功夫纯熟后，心中的渣滓去除干净了，本体也就通透明澈了。汝中的见解，就相当于我说的对资质特高的人采取的方法；德洪的见解，就相当于我说的对第二种人采取的方法。两位若互为补充借用，那么，中等资质的人都可以明道。若两位各执一词，在你们面前就会有人不能步入正轨，就不能穷尽道体。”

过会儿先生又说：“今后和朋友讲学，千万不可抛弃我之学说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你们只要根据我的话因人施教，自然就没有毛病。这原本是上下贯通的功夫。资质特高的人，世上难遇。对本体功夫一悟全透，就是颜回、程颢这样的人都不敢轻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