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间,金先生含泪倾倒美酒一杯,坦坦荡荡地说:“今天是微音的生日。”在座诸人看先生,却已满头白发。这种“痴”,就是认真的极致。在爱情日益贬值的90年代,还能找到这样真正认真的爱情吗?认真使我们无法潇洒走一回,却使我们听到了自己心灵深处对真情永恒的呼唤。
认真的坐标既可以指向平淡无奇的劳动,也可以指向飘忽不定的爱情。认真,使爱情成为人的内宇宙中最后一座崇高的圣殿。即使是失败的爱情,也会因为有“认真”的内核而光彩夺目。中国现代逻辑学的奠基人金岳霖先生与一代才女林敬音的恋爱可用“认真”来概括。世人皆知徐志摩苦恋林氏,殊不知金岳霖也是暗恋者之一。后来林氏嫁与梁思成,金岳霖依旧痴心不变,由情场的角逐者变为夫妇二人最亲密的友人,在动荡的几十年里一直与他们比邻而居,共渡艰难岁月,自己竟终身不娶。林氏去世后,一天金岳霖突然邀老友们到饭店聚会,这天并非什么特殊日子,大家都觉困惑。
艰辛的劳动使斯宾诺莎双目失明,英年早逝。有人说,要是能把他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一心一意著书立说就好了。我却认为,没有认真打制眼镜片的劳动姿态,也就不可能有在思考和写作中燃烧自我的精神境界。前者为后者奠定了寻求永恒价值的根基,后者则是前者在另一种劳动形态上的升华。在为世人寻求光明这个意义上而言,斯宾诺莎打制的每一副镜片与写下的每一页手稿都具有同等的价值。
确实,“认真”是一项无法保证导致丰收的艰苦耕耘。认真是形而下层面的行为,它收获的往往是形而上层面的满足,它使人生的原生态得以展示,亦使人生的丰富性得以体现。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一生贫苦潦倒,以打磨眼镜片维持生活。白天,他在昏暗狭小的作坊里一丝不苟地洗炼、打磨、装配,每个程序都精益求精,劳动情状几乎比夜晚在灯下写哲学著作还要虔诚。在他生活的城市里,没有人意识到斯宾诺莎将是影响几个世纪人类精神领域的大思想家,却都知道他是手艺精湛的工匠。
其实,认真对每个平凡人来说都是一种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历程完完全全地负起责任来的生活姿态,一种对生命的每一瞬间注入所有激情的生活姿态。“认真”二字知易行难:由于人的天生惰性的制约,现实利益的催迫,再加上认真经常带来事与愿违的后果,使人们很容易放弃认真。在现实世界里,认真确实处处碰壁,不仅不能成为获得财富、地位、名望的手段,有时反倒是追求这些目标的障碍。人们有理由在挫折和屈辱中怀疑认真的实践有效性。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立足点在何处。“尽管如此”一个急转弯之后,这天的日记基然而止,尼采与尼采的读者都能获得共同的结论:认真虽不易,依旧躬身行。哲学家的天职便是以认认真真的态度观察生活,参与生活,改造生活。认真是哲学的灵魂,如果不是太认真,尼采也就不会疯了;如果不是因为太认真,尼采也就不可能获得文化史上不朽的地位。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认真
尼采受精神病的困扰,漫游南欧疗养期间,风光优美的意大利令他留连忘返。在一则日记中,他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在热那亚的一个黄昏时节,我听到白塔上传来巨钟长长的声音,那声音一直悠悠不绝,延宕着,回旋着,盖过了街街众生的嘈闹而冲向暮色里的星空,融入微风的怀抱里,那样冷冽却又充满孩子般的天真和伤感。当时我想起了柏拉图的话,那使我怦然心动的话——人的事情没有一桩值得过分认真。尽管如此……”
这段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只有尼采这样一辈子“认真”的人,才能深味“认真”之不易,在钟声的诱惑下,整个世界都变得轻灵飘忽了,连尼采也闪现出怀疑“认真”价值的念头来。但是,这念头仅仅如流星般一闪而过,尼采立刻意识到自[...]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实际上,知识更是一种权力,一种能够毁灭知识者本身的权力。
我的读书心得:面对所有汉语写作的文章时,读出每个字每个词的反义词来,这便是真相。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识分子在服用大量的鸦片之后,看到的自己便是这副模样。实际上呢?把江青捧为凤凰的,是冯友兰;为江青讲《离骚》的,是魏建功;积极批林批孔的,是周一良;为江青讲李商隐是法家的,是林庚。以前我常常将这些大学问家神话化。拿小时读四书五经获得的感性经验去套他们,结果往往是“告别诸神”。知识分子也是人,大学问家也是人。是人,便有人的弱点;是人,便有人的阴暗面。我们用不着去苛责谁。我们一定要警惕:千万别把人当神!
正因为每个人都自我崇拜,所以才有难于根除的个人崇拜,正因为每个人都渴望龙袍加身,所以才有长久不衰的皇权;只要这种深层的民族心理不彻底改变,无论统治阶级怎样更替,也无法改变皇权的性质和个人崇拜的产生。做了五千年奴隶的中国人,只能怨自己不争气。
蔡元培先生说:“往昔昏浊之世,必有一部分清流,与陋俗奋斗……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而今则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蝺蝺独行,不敢集同志以矫末俗,询千古未有之迹象也!”
不知蔡校长回到今日之北大是何感想?我想多半还是无言。
在这一瞬间,我想起了波普对“历史”愤怒的指责:“这种残酷而幼稚的事件几乎从来不涉及真正在人类生活领域中发生的事件。那些被遗忘的无数的个人生活,他们的哀乐,他们的苦难与死亡。这些才是历代人类经验的真正内容……而存在的一切历史,大人物和当权者的历史,充其量都不过是一出庸俗的喜剧而已。”
真正的太平盛世里,政府官员即使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民众也并不一定要赞扬他,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他份内的事。吏治败坏的时候,“清官”也就出现了,因为“清官”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出人意外。
中国人的“清官”情结,只不过是对意外的憧憬而已。当电视连续剧《包青天》风靡大街小巷的时候,我充分体验到“子民”的辛酸。
Copyright @ 2012-2013 All Rights Reserved.